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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摘 要]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关键字] 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 影响 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了挽救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中国各阶级、阶层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美国、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李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际，《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封闭，于是论战被迫中止。1920年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 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一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胡适认为空谈主义是没有用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但不能成为救济中国的良方，反而会上演历史的悲剧。李大钊则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在别的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作为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国也可以。他还认为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就明确回答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二是中国社会问题要不要以革命手段实行“根本解决”的问题。胡适企图把人们引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而李大钊驳斥了胡适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解决必须依靠革命，展开阶级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这样，李大钊就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理论，肯定了中国社会问题要以革命手段才能加以解决。 （二）社会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论争后，在马克思主义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后又发表了《现在与将来》，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也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则纷纷发表文章，《新青年》第8卷第4号还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专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对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判。 社会主义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所以“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2]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资本私有”，资本家掠夺“剩余价值”，加上“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使“劳动阶级日见压迫”，“几乎无路可走”，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3]认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4]。二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主义手段的问题。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主张，解决军阀当道的问题，应采取“和平的或渐进”的方法，对于外国资本势力，他们则认为中国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乘其空隙以发展实业耳”[5]，并提出了调和劳资矛盾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拥护者反驳了他们宣扬的调和劳资间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