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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文论内在矛盾的语言学成因 摘要：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看作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种任意联结关系的思想，对形式主义文论各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能指与所指的对立中用文学语言的“自我指涉”性切断了文学同现实的联系；结构主义文论主张文本意义是依赖于文本的深层结构或能指系统而生成的，将文本意义降格为结构或符号的功能；与形式主义的语言本体论有深刻关联的后结构主义文论，其“能指的漂浮”促生文本的主张，则使创作与阅读最终成为能指的游戏活动。形式主义文论走向自我解构与终结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索绪尔语言学中关于符号构成的思想的不加批判地吸纳。 关键词：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自足论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31 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文论指的是自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中经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再到符号学、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的有着浓厚的形式崇拜情结或鲜明的重形式轻内容倾向的一派文论，其巅峰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至50、60年代。形式主义文论最终走向自我解构和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充满了一系列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很多都反映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上，并且往往以僵硬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者理论表述形态展现出来。比如，在文学文本的本体构成方面，它倒置了文学文本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将形式绝对化为文学的本体，否定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文学文本的语言特征问题上，它将语言的自指性与他指性对立起来，突出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而否定了语言的共性特征。在关于文学的生成问题上，它将文本放大到绝对核心的地位，斩断了文本同外部现实世界、创作者以及接受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将世界—作家—文本—读者这一文学生成的有机整体环节硬性割裂，将文学生成的外因与内因对立起来。在文学批评方法上，只重视对文本的形式性因素或文学文本的“文学性”作解剖式的描述，而摒弃了对文学文本作必要的价值判断，将描述与判断对立起来。在文学批评的性质上，它追求所谓的绝对客观性、科学性，完全否认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的个体创造性，用纯粹客观性取消批评主体的能动性，造成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等等。而所有这些由二元对立引起的内在矛盾，根源在于形式主义文论对索绪尔语言学中关于能指与所指关系思想的吸收。换言之，在文学文本的符号构成问题上，形式主义文论割裂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有机联系，将二者硬性对立起来，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这才是引发形式主义文论一系列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点在学界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与学理上的严肃清理。 一、索绪尔语言学的符号构成：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 文学是一种语言符号艺术。理解文学与研究文学不可能不从语言符号及其特性入手。对语言符号构成的基本认识往往决定了我们对文学基本性质及其特征的认知。20世纪以来的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布拉格学派还是法国结构主义，在有关语言符号构成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抛弃了传统的词与物是一种对应关系的思想，而将语言符号看作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种任意联结关系。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这种关系定性为一种差异性关系而非同一性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价值的概念部分只是由于它与语言中其他要素的关系和差异构成，那么对它的物质部分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1]164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中只有差别。此外，差别一般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是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就拿所指和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1]167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基于言语和语言、所指和能指、历时性和共时性、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等二元对立区分原则，建立起了一个用来说明意义如何在二元对立的词语系列中产生的结构主义分析系统。虽然“指涉性被置于记号与指涉物的关系之中”，索绪尔也并没有赋予能指对所指的优先权，但他“以其内心固有的取向，严格制定自己的方案，避免谈及下列两个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一个命题，语言是一个记号系统；根据另一个命题，语言是一个社会事实（fait social）。’他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码研究之内，因此也把语言与其得以安身立命的环境割裂了开来。”[2]66他的这种将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封闭系统的理论模式，以及将语言同外部环境隔离开来的做法，对西方现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正面影响来看，这种将差异性视为意义之基础的看法为理解语言符号意义的多重性、多义性提供了可能，也为从语言学层面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