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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认识之重估 [摘要]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的特殊性在于他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解释能力，因而从他出道直至生命晚年，梁漱溟从来不愿附和别人，而是提出一套新颖别致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一定都对，其价值在于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在他那些最具个性的理论建构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无疑最具理论意义，是其一整套理论的基石。几十年过去了，重新思考梁漱溟的这些讨论，依然可以感到其思想的敏锐及魅力。 [关键词]梁漱溟;中国传统社会;职业分途;伦理本位 1950年底，对新政权一度持怀疑态度的梁漱溟故地重游，考察了自己多年为之献出心血和年华的山东、河南各地的情形之后回到北京，他的思想认识为之一变，即由先前对新政权的怀疑，转而默认，转而支持，“不由暗中点头承认：这确实一新中国的开始！”“国内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开始。”于是，他虽然此后一个时期继续表示不愿“加盟”新政权，但他在内心深处却由衷佩服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及其革命方略，并由此而发自内心愿为之效力和鼓吹。他在此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此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之战胜美帝侵略军，第一自是我军奋勇敢死之故，而第二则为我兵员之多。我军之所以奋勇自是政治觉悟高，人人懂得为什么而战，其战斗精神从内心发出，与被动地来送死者大不相同。”这虽然可能没有说准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之所以胜利的根本原因，但其欲为新政权重大举措进行哲学证立和文化学论证的心迹则是再明白不过了。 然而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因此文得到应有的回报，相反却因此而遭到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围攻。批评者或斥其为唯心论，或责其连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故而得出“极端错误的”结论。总归一句话，由于梁漱溟坚持他几十年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错误”分析、“錯误”见解，故而才得出如此浅薄、荒唐的结论，既曲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找到今日中国成功的关键。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对梁漱溟的第一次批判，首先触及的便是他对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稀奇古怪”的分析与认识。 一、阶级分野与职业分途 中国传统社会，即秦汉以来迄于清中叶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究竟为何？这一貌似纯学术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特殊政治背景下，几乎从一开始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就不是那么的简单。它不独触及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基本评估，而且在实际上构成各个政治派别、思想派别从事政治活动、思想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前提。”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对其他党派又何尝不如此。 按理说，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既为已经消逝的过去，便具有不易变化的性质，人们于此应该建立共识，并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引发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然而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背景毕竟过于复杂，各家各派不是先对相对不变的社会性质建立共识，然后再引发各目的政治理念，而是以各自的政治理念为指导去认识中国社会。于是乎，相对不变的社会性质在各家各派的眼里便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的论战，便很容易明白此言不诬。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上，梁漱溟的看法素来比较特殊，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及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梁漱溟的看法就不仅仅是特殊或标新立异，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及其“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前提”明显相左，故而他尽管可以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挚友，但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互不信任与信服便必不可免。由此，梁漱溟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围剿，也便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在后来与梁漱溟发生冲突时曾明白地说：“我同他（梁漱溟）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梁漱溟的一生是否在帮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从梁漱溟的思想实际看，他确实从来不相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点所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即使在他遭到共产党舆论界的严厉批评之后，他仍然坚信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尤其是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他说：“我向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句话，点出秦汉后中国社会结构之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