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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他者的永恒互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法国形象 摘要：本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分析梳理了法国形象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变迁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从而揭示了中国自我与法国他者的互动过程。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法国形象；自我与他者 中法两国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相隔万水千山。古时因地理阻隔、交通落后、两国几无交往。直到15世纪，中国历史中方有记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1611年抵达了澳门，是第一个来中国的法国人。清康熙时期，许多法籍耶稣会传教士在皇宫里任职，他们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同时也把中国文化科学知识传播到西方。所以在中国封建统治没落之前，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是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的，法国是以友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的眼界里的。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的五十多年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的阶段。期间法国追随英国，趁火打劫，洗劫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1883年至1885年发动中法战争，夺取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国权利……在对中国进行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法国还加强了文化渗透。中法殖民地与殖民者的关系成为近代中国认识和塑造“法国形象”的基础。在中国内地群众看来，法国是和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如狼似虎的强盗之国，带有野蛮与丑恶的特征。流传于广西一带的民谣《刘永福打番鬼歌》蔑称法国人为“番鬼”，“鬼子眼珠俱发兰……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肃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在形貌上，法国人也被丑化，“法兰西，居外夷，凹目高准形容奇。”法国的侵略行为更被视为禽兽行径加以痛斥，种种非人类的比喻比比皆是，例如“佛狼逞枭獍，烽逐烛天涯”，再如“蠢兹法夷，逞其强悍，恃其机械，辄敢肆焉蚕食，咨厥鲸吞。毒比长蛇，贪逾封豕。”很多言语大大超出了正史中描述西方人的套话，可见其怨毒之深。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法国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客观上也给没落的中国带来了某种转机和新生的希望。在一些沿海通商口岸、尤其是殖民程度较深的外国租界内，面对涌入中国的西方物质文明和先进科技文化，务实的中国人不再盲目排斥，而是持一种较为包容的心态，因此这部分人心目中的法国形象逐渐部分摆脱了“野蛮”和“丑恶”，而成为“文明”和“时尚”的象征。当时在上海流行一时的“沪上竹枝词”可以令人一窥沪上洋场风光和生活在其中的国人的心态。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有意识地去认识西方世界，例如早期的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在他们的笔下，法国是一个物资丰裕、军事强大、教育发达、文化繁荣、世风开化的国度。在晚清欧美游记中，法国的这种形象得到了印证和加强：海市蜃楼般的繁华都市、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目不暇接的名胜风景、华丽舒适的物质生活、欢娱奢华的精神生活、令人钦羡的民主法治和男女平等。这样，后者对殖民文化的态度基本是按照“诧异——认可——接受”的顺序发生演变的，与前述内地大众“鄙夷——痛恨——反抗”的演变过程恰成对比。与之相对应地，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法国形象也形成了“文明”与“野蛮”鲜明对立的二元。两者的差距和矛盾显示了中国近代国内与国外、沿海与内地、知识层与民众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历史过渡期和文化转型期的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特质。 到了20世纪初，随着国内民主革命浪潮的兴起，法国的民权理论和革命思想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出现了大批與此相关的译作、诗文和戏剧作品。法国大革命成为革命的范式，孟德斯鸠以富于革命思想与启蒙作用的导师式的形象出现于中国政坛，唤起了中国人在劫难之后急欲进行政体预演的热望，卢梭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顶礼膜拜的榜样，他的名字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一面旗帜，他的民约论成为民主的经典。由此法国形象被涂抹上了厚厚的一层革命的色彩。而同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更是将法国的革命形象推至了顶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民主形态比较完备的西方大国，法国是清末民初有志青年神往的麦加。在文艺界，法国作家作品被大量译介。其间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给这些文学作家们也涂上了革命的色彩。以法国著名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为例。自从1886年，陈季同首次在法文版的《中国人的戏剧》中赞扬了莫里哀的斗争精神，其后译介者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承袭延续这种评价，突出强调莫里哀的社会性，将莫里哀塑造成了一个斗士的形象。同样地，对于法国文学大家雨果、都德、法郎士、罗兰等，中国译介者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他们的革命性、战斗性以及爱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他们的文学性。 不过，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中国文学作品塑造的法国形象也呈现出其他色彩。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林纾翻译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译著以茶花女和阿尔芒之间真挚纯洁、至死不渝的爱情为情节，以茶花女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悲惨命运为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