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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武士”的回归 内容提要 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为价值依归，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社会上下莫不以读书为荣，“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令“兵民”暗然失色。科举与行伍的尊卑高下，是传统文化尚文轻武价值取向的一种“显形”表现。科举制“以文取士”原则使“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同时也使中国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社会结构“有兵”还是“无兵”是划分传统与近代的重要标识之一，从“士农工商”到“兵农工商”，虽一字之差，却折射了近代中国军事文化从“无兵”文化向“有兵”文化变迁之轨迹。 关键词 科举制度 传统军事文化变迁 知识本位 无兵文化 “武士”回归 〔中图分类号〕E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4-0138-06 科举时代是“知识”缔造权威的时代，对典籍的阐释和对经书的熟诵是士大夫手中最雄厚的政治资本。一旦他们在这一知识体系内的权威地位通过科举程序得以确认，知识权威即刻向政治权威转化。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完善使“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相统一，在确保科举时代“君君臣臣有知识，朝朝代代有能人”的同时，强化了崇文耻武的传统，使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以至于科举伦理文化在遭遇西方科技文化之时，无法承担消除民族危机和应付现代化挑战的使命。科举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屡次交手中的屡战屡败，是科举文化走向终结、“武士”回归的先兆。 一、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与崇文耻武 春秋之前, 打仗是贵族的职业，兵源之高贵往往令寻常百姓唯能望“兵”兴叹。贵族男子皆以当兵为荣。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挂帅出征,神州大地弥漫着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乏尚武、尚力，处处呈现阳刚豪放之“酒神”文化特征①，但自从大一统的君主政制建立以后，“酒神”文化之精神便很快枯萎，乃至过早地泯灭。儒家文化中的“刚健进取”只是服从伦理道德的“德义之勇”，至于武夫所展现的匹夫之勇则根本不足挂齿。重文轻武、尚柔反力的传统文化在道家思想中来得更加彻底，“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兵者，不祥之器也”，当力求避之。②  *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委托基金课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价值研究”后续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4ZZC016 ①关于“日神型”和“酒神型”文化精神的差异，参见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一书，这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日神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是守程序、讲形式、祟道德、尚礼仪、持中庸和戒暴力，一切都在既定的秩序和法则中生活。 ②王垶编译：《老子新编校译》，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410—446页。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在这种文化生态中，养成了一种所谓的“日神型”文化精神：祟道德、尚礼仪、持中庸和戒暴力。军人职业这块生死之地极少被儒道文化提倡和关注，“好男”之所以不当兵，除了不愿与市井无赖之徒为伍之外，更与儒家文化“道德本位”价值理念息息相关，加之科举时代“知识本位”下的社会效应，世风贱武实属必然。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选官制度史，“士”与“仕”之间存在源远流长的亲和关系。（注：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497页。）读书即为入仕，“居官而求尊显”（注：李贽：《焚书》卷一），“以一日之长决取终生之富贵”。（注：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科目详说》）与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不同，科举制第一次将“权力”与“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天性因素之间的纽带进行物理性肢解，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作为价值依归，并逐渐呈现出“满朝朱紫衣，尽是读书人”的政治风景线，这自然而然使天下子民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信条，习武从军非好男儿之所为。草泽寒士依凭“知识”就能迅速挤入上层社会，而达官贵人的子弟亦需以“知识”平等的参加科考谋取功名。社会从上至下莫不以读书为荣，加之科举中第可派生出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誉等种种稀缺资源，实乃“一路通，路路通”也。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言：“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官、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 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所言：在中国，中举儒生的头上有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的光环， “及第者用他的考试成绩证明，他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有了‘神’意。作高官的人被视为是有神奇品质的人。他们自己可以永远保留卡里斯马的‘验证’，死后甚至生前成为礼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