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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 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一样，近代中国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 北洋政府所处的时代，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下由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迈进的时代。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sup①/sup。 北洋政府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和被人们遗忘的半资本主义，即在新旧冲突与并存、中西撞击与杂处的历史背景下取代清王朝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大背景决定了这个政府必然地扮演了近代中国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的中介的角色。转型与过渡是这个政府的基本特征。 一 北洋政府时代，正在经历着中国几千年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向近代化社会的迈进与过渡；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业、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向近代商品经济形态的迈进和过渡；从君主专制政治向军事分权政治、民主共和政治的迈进和过渡；从世袭政治权力，家庭、血缘、宗法关系向竞争政治权力、法制名义下的自由、平等、独立的社会秩序的迈进和过渡；从迷信、封闭到科学、开放，从地域联系、本省人治本省到世界性联系、政党政治的迈进和过渡；从以礼治国到中体西用、以体为主、体用结合迈进和过渡。 北洋政府所经历的这种迈进和过渡，是一种大变动时代的由旧质向新质的迈进和过渡。 这种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逐步变革与发展的迈进与过渡，虽然不免带有西方文化渗透与扩张的殖民势力侵略与压迫的痕迹，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背景下进行的，充满了血与恨。但无论如何，这种变动却表现了中国近代社会不可阻挡的近代化和文明化程度不断发展的大趋势，它所反映的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的潮流。 北洋政府时代，既然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日益走向近代化的转型、过渡的时代，那么，它的领导者们亦必然地要面对着种种同时存在着的新旧交替、各种矛盾的现实--古今并存的矛盾，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以及一切非驴非马、不中不西、新不像新、旧不像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状况。这种状况，在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均有着生动的表现。 就政治而言，天赋王权、皇帝偶像、君主尊严，这些对于中国官僚、将军和黎民百姓均具有强大维系人心魅力的传统政治权威奇迹般地被一举打破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敢把皇帝拉下马，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了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共和制政体的政治实践，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第一次从皇权向民权的转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北洋政府最高统治权终于由一姓私有一跃而成为国民公有。大总统再也不像皇帝那样神圣、尊严，民权气氛在北洋政府时代随处可见，连袁世凯自己也不得不公开宣示中外：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是辛亥革命后全社会舆论的共识，并不是袁世凯个人的口是心非。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思想与行动也会有反复。出于保全自身的本能，北洋政府的统治者们所依赖的站在他们后面的社会势力经常驱使它收回已经作出的让步，保存自己的封建性质，冒险实行反革命政变sup②/sup。从袁世凯到张勋，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之后一股股封建逆流势力又相继复辟，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无可否认，即使袁、张复辟帝制，走回头路梦想成真，也绝非是原来意义上的天赋王权了。北洋政府成立后所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及其所产生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已经必然地渗透到政治、法律、军事制度、外交、文化政策、政党社团、人际关系等等北洋社会的各个方面之中，这却是不以北洋政府统治层中的皇权主义者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权力的世袭是传统的君主政治最主要的标志。北洋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虽由国会选出，但袁氏本人却有着将最高的政治权力传诸子孙之安排。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继袁氏之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北洋政府继承人再也不敢做皇帝梦，或有作世袭政治权力的妄想了。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不断增长，也由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吸收西方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北洋政府时代的中国政治正逐步趋于多元化。这也使得王权的迷梦再也没有实现的土壤了。 继袁氏之后的北洋集团的主要人物，均不得不采取以军事武力作后援，以民意为招牌来激烈地竞争最高的政治权力，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军事分权的政治格局。 自始至终，围绕着北洋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力和地方省级政治权力的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