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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述 [摘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分析“范式”，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则刚刚起步。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并反思其深层次本体论、认识论基础，最后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析的视角思考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方法论个人主义 [作者简介]曹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11—0048—06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分析“范式”，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从目前国内已有成果来看，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旗号下其他派别相比，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明显不足。尽管已有学者试图勾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整画面，但总体上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缺乏专门研究，对其深层次研究哲学的思考及在中国适用性的自觉反思更缺乏系统研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到底有哪些方法论特征呢?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呢?它对中国政治学适用吗?本文所讲的方法论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由本体论和认识论组成的哲学层面；第二层是指在科学研究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即由假设、前提及推理过程等组成的范式层面。本文拟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试图通过与传统理性选择范式，以及历史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比较来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及其深层次本体论、认识论基础，并试图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析的视角思考它在我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缘起 从方法论层面上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旗号下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主要是对理性选择范式的扬弃和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借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0世纪60、70年代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理性选择革命，是现代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学研究的巨大胜利，也是对行为主义科学方法失败后的方法论补救。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形成了最鲜明的理论特征即“理性人”假设，把分析个人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和行动的动机作为范式的解释重点。理性选择范式在基本假设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个人本位，实际上认同甚至维护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因此长期占据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地位。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理性选择范式不仅受到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主流政治科学的批评，而且受到经济学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挑战。方法论意义上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有关最大化理性假设、对忽视制度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方法、对假设真实性和模型预测能力的质疑。为了弥补理性选择理论自身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理性选择理论家开始在批评声中反思，有意识摆脱那种对政治生活过度原子化的解释，而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对制度重要性的“重新发现”。一些学者从理性选择角度对行为主义忽视制度的缺点进行批评：“我们在二战后付给方法论和理论革命新的代价却是，对行为的过分强调。我们揭示行为的能力……削弱了我们曾经对制度背景和实际结果的关注。单纯从方法上来看，行为革命也许带来了某些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在受惠于其科学方法的同时，却由此而付出了分析范围被约束的代价。”而在实践中运用理性选择方法解释美国国会投票行为的矛盾则直接带来了“重新发现制度”的契机。 与此同时，理性选择理论从兴盛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那里借用了一套分析工具如产权、寻租和交易费用等概念来发展自己的分析框架，深受威廉姆森(Williamson)交易成本理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米尔格罗姆(Milgron)和普拉特(Pratt)的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形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途径。严格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内部研究视角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按照盖伊·彼得斯的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又可以分为若干分支，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有共同的基础：1.个体是政治过程的核心行动者，个体展开理性行动的目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2.它们都把制度看作某种规则，这种规则界定、约束了政治行为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采用的策略。3.其关注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如何通过制度来引导、约束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人们的策略选择，从而实现预期的结果；4.个体的偏好不仅是外生于制度的而且是一致的，即当面临相同的制度激励与约束时，他们会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反应。 与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相比，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关注制度。与新制度经济学一样，不仅关注正式制度，而且关注包括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不仅关注行为对制度的型塑作用，而且重视制度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