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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政治不和谐成因辨 关 键 词 中国近现代 政治不和谐 政治整合力 作 者 王志明,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 社会和政治和谐是古往今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儒家大同思想的基调,具有普世的政治价值观,“公”、“信”是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更高更广泛的内涵,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没有政治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在高度个人专制、高度中央集权、层层仰仗上级的传统中国,政权的触角无限蔓延,社会依托政权而生存,其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因而和谐政治成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汉文帝、景帝“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宋太祖赵匡胤宽和对待文人和臣僚,政治比较和谐发展,才有汉唐 “盛世”与宋代高度繁荣、社会比较和谐发展的局面。在1840～1949年的中国,政权更迭频繁,政治冲突异常激烈,罕见政通人和景象。导致这种政治不和谐局面有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仅从朝代兴替、外力冲击、低政治整合能力三个视点解析近现代政治不和谐的成因,以为和谐政治建设的前车之鉴。 清王朝中后期乱象的惯性作用 中国近代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其时正是清代末期。清王朝在1912年溥仪退位后消亡,中国近代有72年是在清朝度过的;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只有38年的历史。1840～1949年长达百余年的政治乱局,其实是清代政治衰败的惯性延续。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汉、唐、宋、元、明、清等主要王朝,大致都有先盛后衰的经历。秦、隋这两个大一统帝国由于没有能整合好当时的社会,寿命短暂,魏晋和五代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皆无长治久安的和谐之象。清代有近300的历史,清初诸王朝尚能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曾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但长期用兵也消耗了国力,如同汉武帝的战争使西汉一蹶不振,乾隆帝耗资1.2亿万两白银建立“十全武功”后,清朝明显衰落了。人口膨胀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清初人口约为1亿,到1800年达到3亿,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十分有限,游离土地的穷人常沦为盗匪。嘉庆朝湖北、河南贫困山区的白莲教起义主要是人口压力增大、生存环境恶劣引起的,嘉庆王朝为镇压白莲教和其他流民的起义,又耗费2亿两白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巨大的军事开支和官场的奢华腐败,使清朝的国库空虚,银价持续上涨,乾隆初年1两银值铜钱700文,嘉庆朝则涨到了1300-1400文。[1 ]百姓一般使用铜钱,而纳税则必须交银两,银贵钱贱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民生凋敝,铤而走险,镇压民叛的资金最终摊派到百姓头上,经济和社会恶性循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便是这种循环的恶果。 社会和经济的颓势影响了政治的健康发展,而统治者高度集权和专制倾向又恶化了政治资源。明清是皇权和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时代,朱元璋在杀胡惟庸后废除宰相,将相权分与皇帝秘书性质的内阁。清承明制,强化专制统治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帝开设的军机处凌驾于内阁之上,而且利用密折制度监视百官,直接干预官员的选任。[2 ]到乾隆时代规定所有臣僚进见皇帝都必须下跪,都要自称奴才。乾隆以后的帝王虽体魄和才能每况愈下,但威权不减,这导致慈禧太后窃取同治、光绪皇帝的权力后,政敌无与匹敌。后来袁世凯、蒋介石等等中国最高统治者行独裁易如反掌,都是这种专制政治的延续。近现代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十分缓慢,不少独夫在回归专制政治时却快步如飞,这是明清以来恶化的政治环境使然。 集权和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不断完备的官僚体制,官僚体制自我完备的同时也逐渐僵化、因循,缺乏政治和行政活力。清代有关官僚制度的典章最为完备,清末的《光绪会典》比历朝历代都要详尽,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3 ]这些制度的本质是对官僚严密看管使其效忠上级和皇帝,维持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这样官吏的自主能动性就受到压制,一味因循守旧。高度集权又使得监督体制失效,绝对的专制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后,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最终必然是官逼民反。 集权和专制统治的重要特点是打击士人,清代的文字狱有甚于明代,明末思想界的活力被抹杀殆尽。文人一味读书应考,或转向考证学,社会批评精神甚少,这是“乾嘉学派”产生的重要原因。清代中国有庞大的政治而无政治学,对钦定的政治制度只能美化和逢迎,政治良心泯没,这是政治不和谐的莫大悲哀! 外力对传统政治的冲击 中国近现代承接清帝国的末世,与宋末、明末一样,充满着内忧外患。宋、明时代的“外患”是契丹、蒙古、满人,其文明程度远在华夏文明之下。但晚清面临的外患却是英、美、德、法等西方文明强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