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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张小说反神话的爱情叙事逻辑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婚姻是用来传宗接代、保障财产的社会习俗，有工具性的生物学意义，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夫妻二人是否情投意合倒是次要考虑。爱情和婚姻也往往不是两相结合。新文化运动和启蒙现代性的到来给现代青年男女上了名为爱情的一课，让中国人普遍意识到爱情对于婚姻的意义。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急于摆脱父母安排的旧式婚约，寻找心意相通、志趣相投的伴侣，推崇情投意合的自由恋爱。 婚恋生活亦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家经常描写的题材。他们笔下的青年男女往往抱着追求纯真爱情的美好幻想，将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与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如出走的娜拉结局被反复改写和再述;沅君笔下的女主赤裸大胆的恋爱独白和决绝而坚定的宣告。此外，这一时期的婚恋小说，常是青年男女反抗包办婚姻、摆脱父/夫权束缚、勇敢地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为主题，洋溢着浪漫激情与理想诗意色彩。在新青年身上，自由恋爱包含着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取向，闪耀着神性的光辉和理想的浪漫色彩，从而成为一种文学神话或爱情神话。再者，爱情的神圣与纯洁的意义不断拔高，其世俗性和功利性在文学上消解，启蒙的宏大叙事为属于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和婚姻披上一层伟大原则的外衣，饮食男女之间的爱欲被伟大原则所教化，演化为一种神圣的爱情先验，并在当时作家的笔下被反复传唱。 鲁迅和张爱玲都出身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族，皆早早体会过世态炎凉，其笔下都曾写过男女恋爱题材的小说，但两者的爱情叙事角度却大有不同。鲁迅常以批判的视角剖析中国人的病态和麻木，以文学药引改良人生，张爱玲的小说则注重生活中安稳俗耐和女性独特的感觉。鲁迅发表的小说《伤逝》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青年涓生自叙的口吻回忆他与子君二人自由恋爱、不顾他人目光同居后，由于婚后精神上的脱节和经济上的贫困，两人爱情枯竭而分居后，子君无助死去和涓生沉浸于忏悔之中的悲情故事。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講述了上海女孩葛薇龙为在香港继续求学寄宿富有寡居的姑妈家后，日渐迷恋于华服玉食，爱上浪荡子乔琪乔，并在姑妈的设计下与乔琪乔结婚，沦为二者赚钱工具的故事。《伤逝》中两人情起时，涓生时常思念子君，盼望能与子君常见面和她谈论思想;两人确立恋爱关系时，涓生单腿跪下握着子君的手倾诉自己浓烈的爱意，子君神态的回应，这场面和动作仿佛在复刻一幅启蒙恋爱的经典画作;两人恋爱的日常是同居、置办家具、闲谈、养花和宠物、同吃共寝、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庭;同居后的子君忙于“饲油鸡”类的家务，爱情不能得到时时更新和生长，两人日渐相顾无言、涓生宁可躲着子君在外独处，经济的困窘不得不变卖单薄家产度日子。最终涓生提出分手意愿，子君伤心着被接回家中后死亡;小说环境用 “苍白”、“昏暗”、“黯淡”、“冰冷”等词给全文笼罩上一层凄冷阴郁的感情基调，在黑暗冷酷的社会氛围里，子君无助凄清地死亡、得知死讯后的涓生在愧疚忏悔中追念子君。《第一炉香》的背景设定在浓郁色彩笔法渲染下瑰丽朦胧的沦陷区——香港，乔琪乔是薇龙见到的第一个能抗拒她姑妈调情诱惑的人，初见便带有好感，乔琪乔则是对薇龙见色起意，两人的情起是皮相和自尊心的相互挑拨，见面日常是调情和房中行乐。两人确定心意后的清晨乔琪就抱上了她的丫环睨儿，薇龙目睹后伤心要回上海，大病一场后被乔琪乔挽回。小说结尾的葛薇龙在姑妈的撮合下嫁给了乔琪乔，过上了替姑妈弄人，帮乔琪乔弄钱的怪诞生活。初看，小说写的是薇龙沉迷享受，自甘堕落的故事，表现出人的道德力量始终有限而脆弱、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无力感，爱情在薇龙身上是物欲凌驾着爱欲裹挟着她，难以回头。从涓生和子君起初甜蜜的相见与恋爱落入伤与逝的结尾;到《第一炉香》中初见热烈汹涌的爱意转向自我失落的怪诞讽刺结局。鲁和张小说中沉重的爱情悲剧意识穿插作品其间，尽管两位作家在小说中都传达出对爱情神话的审视和反讽，但两者采用的爱情叙事手法和对这一神话的剥离角度却有所不同。 二、《伤逝》与《第一炉香》中的爱情叙事 在《伤逝》中，鲁迅采取的是浪漫主义的启蒙叙事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如对待家人的反对，子君可以大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与子君讲雪莱、泰戈尔、易朴生，谈家庭专制、谈男女平等，俨然一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画面。在这启蒙的语境中，男女双方爱意萌生。鲁迅将浪漫的男女放置在残酷阴冷的社会现实中，早已宣告了悲剧的性质，这场爱情悲剧的起因，虽借涓生的自述说是因爱情不能得到更新，但小家庭的不幸更多是由于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允许所致。两人爱情破灭的直接原因是涓生失去工作，生活入不敷出经济的贫困所迫，子君囿于家庭和厨房，不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涓生觉得两人没有了共同话题，子君依附于他生活不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