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全球化的药方是否适合逆全球化.docxVIP

驯服全球化的药方是否适合逆全球化 【DOI】10.*****/ki.rmltxsqy.2020.12.007 《驯服全球化：国际法、美国宪法和新的全球秩序》（下简称《驯服》）是两位美国国际法学者Julia Ku和John Yoo于2012年出版的著作。彼时，全球金融危机已经盖过高涨的全球化，但从宪法和全球秩序视角审视甚至是批判全球化的国际法著作仍然为数甚少。如今，逆全球化在一些曾经一度积极塑造现有全球化体系的主要国家盛行，再读此书，仍然有所启发。 驯服全球化的药方 《驯服》是作者就全球化和国内法之间关系所作的一个保守主义反思和回应。作者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的外交关系和外交关系法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试图发展一种应然的理论，以有效克服国际法对美国国内法律制度的消极影响。 根据作者的观点，全球化会威胁美国的治理体系和宪法秩序。他们的立场是，美国可以也需要在避免全球化带来的宪法问题和困境的同时，继续获得全球合作的收益。作者尽管为其立场辩解，既无意阻止全球化，也不反对国际社会为推进全球化而进行一系列规制付出的努力，但是对全球化给美国国内法治造成的侵蚀，显然抱有警觉的态度。 各国经济在全球化大潮中相互依赖的程度与日俱深，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加紧對全球经济活动的管控和规制，从而导致国际条约数量激增和国际组织空前活跃。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应该在各国国内立法活动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本书作者却试图为美国政府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化国家主权寻找依据。他们认为，国际法的爆炸式发展和强势地位必然导致美国宪法政府在国内立法过程中主权被收窄和受制约。越来越多的国际立法，必然意味着在宪法体制内国内立法的减少。他们进而建议推行一套直接的宪法障碍，以确保美国通过的国际法能够受到基本的宪法控制和约束。 作者站在“便利主义”的立场，为缓和国际治理与美国宪法之间的张力，消弭全球化和美国宪法的冲突提供了三个路径。第一，非自我执行原则。美国联邦法院应当预设，条约不能由法院自我执行，而是应当在国会接受并且通过执行立法（implementing legislation）之后，才能得到适用并执行。这一路径可以保证美国法院执行国际法已得到国内立法机关的授权，同时也得到了由美国选民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的授意。这一路径可以防止国际法扭曲美国宪法和影响三权分立。第二，国际法解释的行政规制。传统国际法应当只有在国会接受并通过立法程序之后才具有联邦法律的地位，而在没有国会立法之前，国会和法院应当授权总统对传统国际法进行解释。此外，联邦法院不能基于外国或者国际判例解释美国宪法，因为这样会将美国的司法主权间接授予外国或国际司法机构。这一路径的消极后果现在已经显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制定机制正在瓦解，外交政策制定已非常个人化，导致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失去连贯性，逐渐偏离原先以推行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为中心的轨道。对国际社会而言，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已走向不可预期甚至极端的方向，这可能是本书作者未曾预见到的。第三，外交事务在联邦各州的有限自治。美国各州应当有自主权，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履行国际义务，特别是当各州的传统义务因为国际法规定的国际义务受到影响之时。 上述路径为那些试图抵制国际法扩张的美国政治机关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途径，而这种实质上的法律联邦主义也为美国的个别州忽视甚至抛弃国际法义务提供了法律理据。这些路径是否如同作者主张的那样，有助于加强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和法治，还是实为对人民主权和法治的忽视，从最近几年美国现任政府的所作所为中可见一斑。 全球化议题中的国际治理归根结底有赖于主权国家对国际义务的履行。在美国政治体系中，联邦政府是这一义务的履行者，因为联邦政府是与外国政府进行交往和外交活动的主要主体。本书作者提供的进路是限制联邦法院的权限，转而依赖行政机关（总统）或立法机关（国会），从而使美国主要通过政治谈判或者行政权威参与国际治理，而非法律推理。如此一来，全球化法治在美国的语境中就是国际义务和国内问责制之间的结构性制衡。 在与全球化配套的全球化治理方案中，全球法治（又称为全球宪政主义）是全球化流派法律学者的主要药方。全球治理依赖法院解释、适用和执行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以便编织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跨国网络，使得内国法律制度服从于全球宪法体系。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稀释毋庸质疑。因此，本书作者在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之外，强调所谓的“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即反映人民意志的主权，在美国宪法体系中具体表现为反映人民的意愿。与之相对应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则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历史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其实是要求签字国尊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