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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倾注《白求恩大夹》 对于白求恩逝世的处理也曾有过不同意见,认为不必写死.但张骏祥还是坚持没有放弃写其临终的场面,他认为剧中的白求恩之死体现了鞠躬尽瘁的精神。 伊文思热情提议 伟大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帮助中国抗战的事迹得以搬上银幕，与另一位国际进步人士、著名荷兰纪录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的促成有关。伊文思是无声电影后期欧洲先锋电影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以拍摄纪录片《桥》《雨》获得盛名。自上世纪30年代初起，他以摄影机为正义斗争和事业呐喊，先后赴苏联、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法国、波兰和中国，拍摄了一系列反映工人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影片， 1954年获得国际和平奖，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和平战士”。 伊文思与白求恩一样，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反法西斯意义深为理解，并竭尽自己所能予以全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美国的伊文思认为应当像其已成功拍摄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反法西斯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那样，通过电影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在随后长达8个月的中国之行中，伊文思根据拍摄的大量素材，编辑了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放映时受到广泛欢迎。 1956年伊文思应邀访问中国，时隔将近20年再次踏上这片热土，他对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惊喜不已，他决定拍摄纪录片歌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随之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第三次来到中国，应聘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顾问，与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了系列纪录短片《早春》。就在此次来华期间，伊文思向中国同行提出了拍摄白求恩传记影片的建议，并在文化部电影局分管外事工作的司徒慧敏副局长陪同下，专门前往上海找到最早将白求恩事迹介绍到全世界的著名作家、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周而复，一起讨论根据其所著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改编摄制电影的事宜。 小说《白求恩大夫》是周而复1946年底担任香港中共华南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并主编《北方文丛》时，利用业余时间以两年前所写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为基础创作而成的，其素材源自他曾受陕甘宁边区文协与八路军总政治部派遣，赴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参加前后达四个年头的战斗生活。小说经茅盾于香港编辑出版的《小说月刊》连载，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准备介绍至美国或加拿大出版，日、俄文译本亦相继在东京和莫斯科出版。 早在1951年，文化部暨中央电影局就曾准备把小说《白求恩大夫》拍成电影，并且要周而复自己改编，还专门派了导演从北京到上海找他商量这件事。虽然周而复从未写过电影剧本，而且当时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从事统战工作相当忙，但因是改编白求恩的电影剧本，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并设法挤出业余时间写出初稿，但交出后就没有下文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时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成员的江青“挡”住了，理由是：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还拍不过来，为什么要拍外国人的斗争生活？对于伊文思重新提起摄制《白求恩大夫》电影的动议，周而复很为感动，表示完全同意。只是不久他就受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派率中国杂技艺术团访问拉丁美州和欧州，历时10个多月才回到国内，而伊文思也早已离开中国，《白求恩大夫》的拍摄之事又暂时被搁置下来。 张骏祥力克难题 伊文思的提议，对上影编导张骏祥很有启发，他开始深入搜集、阅读关于白求恩的资料，但因他很快出任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副经理，接着公司撤销成立上海市电影局他又任副局长、局长，行政与艺术领导工作繁重，未能一气呵成专司于此。六十年代初他有机会较多兼及艺术创作，在与顾而已合作执导完《燎原》后，立即转而投入《白求恩大夫》的改编拍摄工作。这时八一厂也在着手抓这一题材，该厂编辑赵拓已写出名为《永远不灭的光辉》的稿本，经协调商定由上海海燕厂与八一厂联手合作，张骏祥牵头担任总编导。 张骏祥亲自执笔重写了电影文学剧本《白求恩大夫》，其主要材料取自周而复的小说，并吸收了赵拓的《永远不灭的光辉》剧本的一些内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提炼，重新进行艺术虚构和想像，补充了若干新的人物和情节。剧本完成后首先征求了小说原作者、已调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成员兼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周而复的意见，他表示“改编得不错”。1963年1月号《人民文学》即予发表，此时剧本分为五章，第一章写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生活，主要表现他怎样从一个人道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实际是个序幕，后面四章则为主体，着重写白求恩来华后的活动。由于受拍摄条件限制，第一章未能拍成影片，对此张骏祥一直引以为憾并屡加提及：“我怕没有这一部分，观众就不知道他是抱着多么强烈的对法西斯的憎恶和仇恨要到中国来，到晋察冀前线的。甚至会对影片中白求恩的某些行为不能深切理解。” 张骏祥作如此强调不是没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