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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的探索创新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即本文中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大了探索和创新力度，体现出社会主义、发展中和全球“三重性”大国外交思想，与时俱进、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思维，以及积极应变和主动促变的外交实践。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政策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需要在善用机遇、创造条件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充实、发展和完善，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以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历史背景和时代呼求 当今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根据崔立如研究员的定义，重大变化“既是指世界长期的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结果，更是强调其发展进程出现一个历史性拐点或急剧的转变。”就当前而言，全球时代转型和亚洲形势嬗变是中国面临的外部新环境，国内改革和社会发展进入换档期、叠加期和攻坚期则是中国需要应对的内部新挑战，内外形势的快速发展要求中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大探索创新力度。 （一）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外交首先且主要服务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政治和经济体制持续进步，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国家内政和外交相互联动、互为因果。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国内环境要求中国外交思想更加周全，外交战略更加与时俱进，外交实践更加成熟，要求中国外交实现全面现代化，要求国内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不断夯实。总之，中国外交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更多地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心民意，更加有效地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更加有力地推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亚洲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亚洲的主要地区大国，中国外交理应对亚洲进步作出更大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亚洲国家经历了民族觉醒、国家独立和经济政治发展三个历史阶段，涌现出许多推进历史前进的领袖人物和引领时代的思想。在印度有甘地和甘地主义，在越南有胡志明和胡志明思想，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李光耀思想，在马来西亚有马哈蒂尔和马哈蒂尔主义等。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集体，推进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整个亚洲而言，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先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洲价值观”、“东盟共识”和“上海精神”等外交思想，都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正在从亚洲走向世界，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认同。近年来，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的政治和战略作用日益增长，但某些亚洲国家也出现了逆时而动的右翼思潮和极端主义思潮，因而更需要发展和提振具有亚洲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当前，亚洲特别需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整合各种经济合作机制，创新安全观念，建设安全新架构，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排除各种域内外干扰，营造亚洲和平发展的新环境。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构成当代国际关系国家行为体的大多数，是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的亚非会议、万隆精神以及后来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求改变战略被动局面，加强战略主动，积极谋划符合当代世情和国情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但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迄今尚未形成内生和全面的外交理论体系、共同一致的战略目标、相互呼应的政策举措以及与其体量相称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增强自身软实力，也期待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外交理论建构、战略运筹和政策规划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世界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上述“四化”全面阐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而要在“四化”中增加正能量并实现合作共赢，就需要树立新思想、制定新战略、实施新政策。在当前各种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建议和计划中，中国所倡导的一系列理论实践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尽管动机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且日益从经济物质方面向思想文化、理论战略和舆论引导等方面扩溢。同时，中国要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贡献，也需要深化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研究，强化全球意识和大国责任感，增加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自觉性。 二、中国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传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外交思想，发扬了中外优秀文化传统，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