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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刑法中普遍管辖权的认识 一、 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简析 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后，直到20XX才受理了第一起涉及外交特权和豁免以及普遍管辖权两项国际法上的权利相冲突的案件，即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20XX4月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官凡登·米尔斯依据比利时法律规定的普遍管辖权，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艾柏杜雷·耶罗狄亚·恩多姆巴斯发出逮捕令，指控他1998年8月多次公开发表“煽动种族仇恨的言论”，这些言论据说导致西族人遭到非法逮捕和不公正审判，并造成几百人死亡，因此构成反人类罪。四个月后即20XX10月17日，刚果对比利时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做出处理，要求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定，即比利时政府的逮捕令无效、应被撤销。刚果政府的理由为，比利时的国内法及其对普遍管辖权的行使不符合国际法规则，有违联合国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以及普遍管辖权的行使应以“被告位于起诉国的领土”为前提，是对“在任外交部长具有绝对的刑事司法合作豁免权”这一国际习惯法规则的侵犯。比利时的答辩理由为，比利时的国内法规定及其普遍管辖权的行使符合《日内瓦公约》，并且签发逮捕令与法院审判是两种不同的权利，对被告位于哪一国家的要求不同。国际法院受理后于20XX4月14日做出了对刚果有利的判决，以比利时政府发出的逮捕令不符合“外交部长绝对的刑事豁免权”这一国际习惯法规则为由，裁定比利时必须撤销该逮捕令并通知其他收到通缉令的国家。 该案涉及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国际刑法中的普遍管辖权以及对普遍管辖权的外交特权和豁免。 （一）普遍管辖权问题 从逻辑上讲，只有当某一国在国际法中对某一特定事项享有管辖权时，才会出现关于行使该管辖权的豁免问题。本案中，国际法院的几名异议法官在其联合个别意见中指出：豁免的问题在概念上依赖于已经存在的管辖，如果没有管辖权的话，豁免问题根本就无从谈起。但是，如同库罗马法官所主张的那样，由于刚果在最后陈述中并未对对方的管辖权问题请求法院进行处理，因此基于“不得超越诉讼请求规则”法院决定不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因为无论比利时对此罪行是否享有普遍管辖权发布逮捕令，都不会影响其行为的不法性。 但法院的这一做法并不是无可厚非。首先，“不得超越诉讼请求规则”只是“禁止法院在判决书中的判决部分不得对当事国未提出请求的问题做出决定，但它当然不妨碍法院在推理过程中对与得出结论有关的问题加以阐述”。其次，为了各个主权国家联合惩治国际罪行，必须将普遍管辖权问题放在首位，作为本案的核心争议。 国际法院保持沉默是因为其法官对普遍管辖的意见不一。有的法官认为尽管国际社会没有普遍管辖的实践，但也没有视此为非法的法律确信，因此不排除国内法院在此类案件中行使普遍管辖权。有的法官认为国际法允许甚至鼓励国家行使此种管辖权。还有的法官认为，国家应对在其领土上的海盗等国际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但除此之外，国际法并不接受普遍管辖权，这些法官强调连接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法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很大，分歧太大必然难成定论。 （二）管辖豁免 法院指出：有管辖权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豁免，而不存在豁免同样不意味着有管辖权。近年来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扩大并不影响国际法规定的豁免。因此法院拒绝了比利时主张的豁免例外。另外，法院还强调了“程序豁免”和“实体豁免”之间的差别。法院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艾柏杜雷﹒耶罗狄亚﹒恩多姆巴斯享有管辖豁免，只表明他在特定时间内、对特定罪行可以免于被起诉，享有程序性的管辖豁免；但不意味着他国际罪行还可以逍遥法外，免于承担个人所有的刑事责任，享有实体法上的个人刑事责任豁免。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刚果“该逮捕令任何国家都不能执行”的诉讼请求。 二、 普遍管辖权与外交豁免之关联 （一）普遍管辖权与外交特权与豁免之间有矛盾 普遍管辖权重在“普遍”价值，追求普适性不能有例外情形存在。不论一个人具有何种身份，其为国家首脑或是权威国际组织领导人或是普通公民，只要犯有危害全人类的罪行，就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例外。普遍管辖原则已成为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防止“犯有国际罪行的人免于处罚”、 “不惜一切代价惩罚严重国际犯罪”是普遍管辖原则的宗旨所在。 外交关系法中的外交特权与豁免原则是各国公认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196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即是明确规定外交特权与豁免之国际公约。 其第二十九条规定外交代表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管辖豁免，包括外交代表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其中刑事管辖豁免是绝对的、完全的、不存在例外的，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则可以存在例外。外交代表在驻在国犯罪不受当地刑法的管辖，这种被豁免管辖的权利自外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