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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个人视角中的大历史 案头这本墨色新鲜的《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是中华书局二○二○年一月刚刚出版的。我听闻它的名字则是早在二 ○一八年末的事。那次是作者周绚隆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讲座，题为《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正是本书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作者关于《侯岐曾日记》的一系列研究文章已经在微信公号和刊物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股热度被嗅觉敏锐的文化圈及时捕捉物化，于是有了面前这本图文并茂的书。 那个下午的讲座和我晚上的课程在内容上正好衔接，让我生发出些许感慨。“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 ”这个题目，重点讲的是夏完淳和陈子龙，所还原和描述的是清初士人在生死抉择之际的犹豫和无奈。因为有晚上六点的明清文学史课程，所以讲座未完，我就赶着坐地铁回人大校园。从那个学者们细细论文的讲座，转换到灯火通明的大教室，大历史中的同一群人在不同视角中的呈现是如此不同，其间显现出的史实、心态和旋律的对比和张力就格外有趣。 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创作过，留下或大或小成就的文人，都被划分为遗民、贰臣、殉节者和清代后起的文人几大类，我们要在课上一一讲说点评，诵读其作品。一旦由听众做回到教师，我也从一个谨慎犹疑的学者，变成确定知识的传播者。从祁彪佳 “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 ”的绝命诗，到夏完淳、陈子龙的从容赴死。这些 “死忠死孝寻常事 ”，“当死而死，死有余悼 ”的激昂悲壮之讲述，都是从俯瞰的大历史角度得来的结论。在这个宏大历史的立场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在潮流之中做出他们应然的反应和抉择。作为后人，我们在列举这些摧折在时代屠刀之下的精英时，是被那巨大的死亡数字以及先贤们的慷慨与从容所震动和愤激着的。这类大历史叙述，弭平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更造成了历史视野的某些遮蔽与空白。无论是鼎革动荡还是太平盛世，个体生命的普通日常，每个人的生死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悲辛、焦虑和紧张，都是宏大历史叙述难以顾及的。 在“易代 ”这样一个大题目之下，本书着力发掘的是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这样一群当事者所经历、感受和理解的那段明清之际的历史。作者给这部书定性为微观史学，是合乎《侯岐曾日记》所呈现的私人化历史角度的。微观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历史中的那些小的群体或个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信仰、意识等文化因素 ，具有一般宏观历史所没有的揭示复杂性的优势。 一、个人视角展示的大历史 侯岐曾是明清之际的江南士绅，其兄侯峒曾是清初嘉定守城抗清的领袖之一。侯家作为嘉定地方望族，与当时的闻人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李雯等是姻亲故旧的关系。嘉定城破，侯峒曾和他的两个儿子以身殉难。他的弟弟侯岐曾则在乡居避祸的煎熬时光中，写下了这部《侯岐曾日记》。日记从顺治三年（丙戌，一六四六）正月初一开始，到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五月初十。次日，侯岐曾就因藏匿陈子龙而被捕，四日后被杀。这部日记是侯氏家族在两次大灾难间隙的一个记录。在诛杀的刀斧落下之前，每一块砧板上的鱼肉都在为逃脱噩运而做着徒劳的挣扎。侯岐曾的日记就是这个终归失败了的苟活求生过程的记录。日记中，有他在这段人生最后时光中的日常起居、应酬往来，与官府交涉、密友私会，同时还保留了许多书信的底稿。这样就为著者围绕这部日记，梳理侯氏一门的人物世系、亲友关系，连缀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改朝易代的书写，历来都是胜利者宏大的政治叙事。如唐太宗《修晋书诏》所称 “彰善瘅恶，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惩凶，备百王之令典 ”云云者是也。明清易代的书写，又在这宏大之上，加之以巨大的伤亡数字。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他估计死亡者 “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 ”。《嘉定屠城记略》称，嘉定城破之时 “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 ”，其余尚不可胜计者。关于张献忠的屠蜀人数，现代研究者称为二百万，《明史》说“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类传统的历史书写模式是用巨大的死亡数字，突出施暴者行径的惨虐，但是对庞大数字的刻意强调，反而使之成为某种常态化、模式化的书写，从而招致现代研究者的质疑。 微观史的研究方式，是将历史考察的范围缩小到可以确认身份的个人。从侯岐曾、陈子龙的角度看，易代的历史并不是冰冷而刺目的两万、八十万或者二百万死者这样的数字，而是被杀、自杀或因这场灾难而死亡的过程，持续地、重合地发生了两万次、八十万次和二百万次。每一个个体在承受巨大的不公不义之时，都不会因这数字的庞大而减少他个人的孤独与绝望。在这部书中，那些死节、死难或莫名而死的侯岐曾和他的親友们的故事，正是沿着微观史的叙事方式展开的。 通过侯岐曾及其亲友的个人视角，现代的读者扩大了对明清易代这一大历史的感受维度。如民众心态，在付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