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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字”与“书法” 在“西风东渐”的整个二十世纪，文字学从一门传统学术中的“小学”转向一个现代学科门类，经历了几代学人的构建。在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上，文字学与书法的关系虽然颇为间接，文字学者也并未加入八十年代以来“书法学学科建设”的阵营，但其贡献仍然不可不提。一方面，许多文字学者本身即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他们的艺术修养，成为释读、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学术资源；另一方面，他们注重书法、篆刻与文字学的内在联系，书法反过来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尽管这些文字学研究成果初非为书法学科建设所积累，但在广义上体现了书法篆刻家的某些学术贡献，也应该被视作是书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通小学”与“资篆刻”之分途 文字学和书法都以汉字为对象或载体，然而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的关系却并不总是齐头并进的。论及这种关系，也许我们首先要提及章太炎。作为一位反对今文经学之妄言“微言大义”，推崇“学问本来是求智慧，也不专为致用”【1】 的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对康有为“借经术以文饰其争论”的举动不以为然，因而对于康有为之倡北碑、反帖学的举动也颇为不满。自称“不习金石刻画”的章太炎在书法学术史上虽然不像康有为那样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作为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章太炎的书学思想与其古文经学观一脉相承，在此似也应略作解析。虽然论学很少直接谈及书法，但从其本人二十年代开始接连发表在《国学丛刊》、《制言》等刊物上有关论《散氏盘》、《三体石经》、碑版法帖之别以及钟鼎彝器款识的著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于书法的兴趣，以及他对于书法判断的标准，那就是宗法以晋帖等为代表的书法中的“古学”，而这正是康有为所贬斥的。 在遗著《马公愚印谱序》（图一）中，章太炎这样明确宣称：“夫艺术者，患其不能新，亦患其不能故也。清世作篆者数家，人有其美。及以杂之秦汉遗刻，则截不可以假。岂非骛于矜已，而朴拙之势少与。今之笔非古之笔矣。丹墨又不相类矣。独刀削与古今无异。奋志为朴，宜非难也。” 【2】其晚年所著《论碑版法帖》，更不啻为一篇碑学盛行之时代中倡导帖学的檄文。这一切即便不是直接针对“尊碑”的康南海，至少也都与讲求新学的康有为格格不入，只是这种声音在晚清以降碑学运动的大潮下被淹没了： 然而规摹碑版，非倜傥有识之士心知其意者，则视摹法帖为尤难。其必以浅深辨坚鋊，以丹墨校肥瘦，以横卓通运用，然后可与昔人竞力耳。世之论碑版者，征存缺于一字之内，分明暗于数书之间，非不能详审，而大体不存焉。故差足以辨真伪，而不足以别妍蚩。自大兴翁氏专求形似，体貌愈真，精彩愈远，笔无己出，见诮诸城。后之习者，笔益蹇省，乃至模写泐痕，增之字内。一划分为数起，一磔殊为数段，犹复上诬秦相，下诋右军，则终为事法帖者所诮已。【3】 早在世纪初，章太炎即有把钟鼎金文（更何况是始终为他所排斥的甲骨）研究从“小学”中剔出而归之于艺术的设想，只是这种想法与他对现代学术制度的排斥一样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在《章太炎国学演讲录》中，曾有一个关于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论断：“盖文字之赖以传者，全在于形。论其根本，实先有义，后有声，然后有形。……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4】 这种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章太炎向来对罗振玉其人其学的反感不得而知，但至少在章太炎这样古文经学倡导者的心目中，“治艺术”与“通小学”的方法之别从中可见一斑。按照章太炎的思路，对于一位纯粹的文字学学者，我们或许可以把不精通“音”和“义”看作某种缺失，并且这种缺失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现代学术制度整体的负面后果；然而对于书法和篆刻研究来说，这种缺失相对而言就变成次要的“第二义”了。 章太炎的研究实践也的确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在甲骨文学科化的过程中，可能最严厉的批评就莫过于来自他的发难。精通小学的章太炎对于清代同、光以降文字学中“持钟鼎以疑说文”的风气已然颇为不满，对此斥之为“其失不止偏闰夺正而已。尝谓钟鼎款识，不得入小学；若与法帖图象，并列艺苑，斯为得耳。‘四库书’列入艺术一类，甚见精卓。其可勉强归入小学类者，惟有研究汉碑之术，如洪氏《隶释》、《隶续》之类而已。文字之学，宜该形声意散着。专讲《说文》，尚嫌取形遗声；又何况邈不可知之钟鼎款识哉！”【5】 至于根本“不见于经史”、甚至镌刻于“速朽之物”的甲骨文，章太炎更是不以为然。【6】 就连对于日本学者的文字学研究，曾经寓居日本的章太炎也是不屑一顾的。章太炎说： 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见外交，不求其实。窕名况乎域中，更相宠神，日绳其美，甚无谓也！足下学术虽未周挟，……身在大学，为四方表仪，……今复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