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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猷：“我无悔当年的选择!” 新加坡归侨、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朱振猷的原籍在海南省东部琼海县博鳌镇莫村。1931年11月27日，他就出生在这里。海南岛的沿海居民，“靠海吃海”，成天念“海经”，跟大海打交道，自然跟海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向往大海远处的地方，产生探索外部世界的欲望。风光旖旎的琼海博鳌，由于举办“博鳌亚洲论坛”而声名大振，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会展、旅游、度假胜地。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因为“三座大山”的压迫，民不聊生，才会有人揭竿而起，出现了“红色娘子军”那样的革命队伍，才会有人背井离乡出国谋生，形成了遍布五洲的琼籍华侨。 朱振猷6岁时，跟随父母出国谋生，落脚在赤道附近的岛国新加坡，居住在努米芝律，成为琼籍华侨的成员。 作为一个国家的新加坡，拥有大大小小50多个海岛。作为一个首都城市的新加坡，其实是该国众多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屿（比海南岛则小得多）。新加坡资源匮乏，但转口贸易、金融服务和航运等却相当发达，是传统的经济基础。本来就熟悉大海的朱振猷一家，到了新加坡以后继续“靠海吃海”。父母筹钱买了一艘帆船，雇了几个帮手，搞起了航海货运，借以养家糊口。航运是很多华侨谋生的手段、发家致富的途径。对于朱振猷父母来说，从事航运这种高风险的行业，其实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不畏艰险，成天在大海里跟风浪搏斗，甚至远航到印尼、泰国和缅甸等国家。苍天不负有心人。父母的航运事业搞得比较顺利，付出的辛劳有了回报，家庭经济状况不断改善，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于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朱振猷一家及姨父一家在沦陷前夕，乘坐帆船离开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的丹绒巴来避难，逃过了日寇以“大检证”为名的大屠杀。丹绒巴来是小地方，虽然也曾被日军占领，但没发生像新加坡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不过遭日寇欺辱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朱振猷的父亲就曾被日本兵殴打。敌寇的凶恶嘴脸还是给少年朱振猷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朱振猷的父亲才携家人返回新加坡，重操旧业，以航运为生。 朱振猷在新加坡接受教育，上小学是在中星小学，上中学是在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陈嘉庚等爱国华侨创办的，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都很有名气。上学期间，朱振猷通过报刊和广播，了解到许多关于祖国的信息。他经常阅读《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等华文报刊和《海峡时报》等英文报刊。眼界豁然开阔，思想趋向进步。对于祖国的感情也步步深入，由模糊到了解，由了解到热爱，由热爱到向往。1950年，朱振猷以优异的成绩从南洋华侨中学毕业。在毕业纪念特刊上，朱振猷留言：“5年来，给我与最大的启示的，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在苦难中行进的;惟其在苦难中能够行进，才表示出中华民族力量的非凡。”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已经占据青年朱振猷的心灵了。 南洋华侨中学刚毕业，位于新加坡樟宜的民众学校随即聘请他去任教，薪酬丰厚（每月有180元），工作稳定，生活舒适无忧。这正是多少华侨青年梦寐以求的。而此时父亲辞世，母亲和姐妹都指望他挑起家庭大梁，全家留在新加坡发展。但是，朱振猷工作了一年多，心却安定不下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遍了东南亚。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内心深处对祖国的向往之情被激发出来。“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朱振猷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 “回祖国去深造！学好本事，建设祖国！”朱振猷思想上有了明确的答案，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方向。1952年6月，他义无反顾地辞掉教师工作，带领母亲、姐妹和外甥女离开新加坡，回到了祖国。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当年，朱振猷参加高考，录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水暖系。而家庭其他成员，则回到海南原籍当了农民。 在哈工大读了一年书，朱振猷又面临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当时国家建设急需“短平快”人才，学校号召学生转读专科，以便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出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初衷，朱振猷响應上级号召，提出转学。放弃本科转读专科，对他个人来说，这又是一次义无反顾的选择。哈工大的教务长马大猷先生曾跟朱振猷谈话，叫他“慎重考虑，不要急于做出决定”。但朱振猷却痛痛快快地说：“我愿意转学。”于是来到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前身），攻读金属切削加工专业。这个选择意味着个人利益会有所损失，至今还有不少人无法理解。可是，朱振猷却认为“顺理成章”，理由很简单，就是“祖国需要”。 朱振猷同其他华侨学生一样，在学习期间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美蒋特务处心积虑进行阻挠、破坏。4月11日下午，乘坐参会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航行中爆炸坠毁，经查系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