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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实践创新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在上一世纪50、60年代，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竞相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取得独立后，这些新兴国家便面临着开展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如何进行国家建设？新兴独立国家亟需解决的这个现实问题，自然也就成了需要比较政治学界作出正面、深刻和正确回答的理论问题。在本文，笔者把比较政治学界对国家建设的理论解答统称为国家建设理论范式。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之国家建设的历程，既是一个不断总结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由国家构建理论统治时期向国家能力理论统治时期过渡的同步发展历程。经济学家布莱克曼（Courtney N. Blackman）在《科学、发展与成就自我》中曾经指出：“坦率地说，我们遭受的多数灾难都源于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思想根源。”（P133）而事实就恰如辛西克·罗伯茨和托马斯·谢洛克“国家建设就是创造、强化或者重建国家能力的过程”（P477-498）这一定义所充分说明了的，正是由于政治精英和理论精英都把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和停留在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的数量增长之上，而未能把国家建设理论范式进一步推向以“国家成长”为理论核心的国家成长理论阶段，从而忽视了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国家能力的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国家成长，才一方面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又导致国家能力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为了正本清源，我们既需要对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发展进行总结与反思，更需要对以国家能力数量增长为重心的国家建设实践模式进行反思，以期使我们能由粗放的国家能力GDP数量增长模式转向健康的国家成长模式，即国家能力的质量增长模式。 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家建设理论范式之发展脉络进行回顾、梳理；在第二部分对这一理论范式本身及其理论核心国家能力理论进行批评与反思；在文章第三部分，对国家建设理论范式及国家能力的理论创新点进行勾勒；最后，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实践进行简要总结，并初步探讨未来国家建设范式的实践创新途径。 一、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发展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归国家”学派的形成为分界点，我们可以把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国家构建理论统治时期和国家能力理论统治时期。 1.国家构建理论统治时期 国家构建（state-making）理论统治时期始于20世纪50、60年代，止于20世纪80年代“回归国家”学派的崛起（见下表）。该理论聚焦于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构（state-making）两个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丹克沃特·拉斯托、艾里克·诺德林格以及以莱昂纳德·宾德为首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SSRC）。针对新兴独立国家独立后面临的立国任务，这些学者都提出了关于国家构建的理论观点。比如拉斯托就认为，任何国家都必须具备三个特殊的政治要件，为了能够成功地建成现代的自治政府，他们必须清楚自己国家的领土范围和民族共同体的人员构成范围，首先解决国家认同问题；他们必须愿意接受一个为提供公共服务而存在的公共权威，解决权威建构问题；他们还必须在几乎平等的原则上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解决权利平等问题，而这些都是因为对权威、认同、平等的要求是现代化政治方面的中心。（P35）诺德林格则认为，新兴独立国家的国家构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基本方面：民族认同、高效的中央政府、群众性政党、大众选举等，并且最好是能依次解决这些问题。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则认为，认同、合法性、渗透、参与和分配五大危机的解决是新兴独立国家政治发展的中心问题，而且覆盖了其政治发展的全部范围。 总之，国家构建理论学派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并没有完全如国家构建学派所预见和设想的那样顺利，而是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政治停滞或政治衰败，这种现实状况促使比较政治学界进行理论反思。而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种族问题、性别与社会平等、核战争风险等问题又在全球范围相继出现，进而促成了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在这两种国际国内环境的交错影响下，国家能力理论因而应运而生，国家建设理论范式从此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即国家能力理论统治时期。 2.国家能力理论统治时期 关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者们在认识维度上不断拓展深化，对国家能力的理解先后经历了一维、二维、三维乃至多维的发展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