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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中的要素 一.国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 讨论国家起源问题，就要先明确国家的概念与本质。数百年来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康德等人提倡的“社会共同体说”；资产阶级政治学者格劳修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主张的“社会契约说”；还有著名的“国家三要素”、“国家四要素”说等。 以上列举了非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观点，如同众多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同样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被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吸引，但是1842年成为《莱茵报》的主编后，他接触了大量的现实政治经济问题，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对保守而抽象的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怀疑。后来《莱茵报》因为激进的立场被查封后，马克思退回书斋潜心研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否定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论述，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起点。此时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的思想并不完善，更重要的还是从哲学的逻辑层面进行思考和批判，在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真正地立足于现实世界，以唯物史观为前提，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国家起源进行了思考。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简简单单对氏族组织的全部否定。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国家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论证了国家起源的社会性。马克思去世后，在两人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恩格斯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提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 二.国家起源理论中的阶级 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考察；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从生产关系的形态来考察。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伴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的增多，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然选择。起初是社会大范围的分工，进而是各劳动部门更细致的职业分化，伴随着分工理所当然出现了分配，私有制便产生了。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表示，“伴随着两次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分化逐渐加剧，从而产生了私有制。”通过分工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国家起源的私有制根源和国家的阶级实质。马克思还强调，“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②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冲突是国家产生的根源。 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恩格斯认为阶级的产生有两条途径，一是从社会的公共职务的世袭中产生统治阶级，二是奴隶阶级的产生。 在原始社会后期，为了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了社会公职人员，但是其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最后各级统治人物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根据普遍研究，我们一般认为贵族在国家中成为军事领袖、民政官僚、负责祭祀的大祭司等，其他人则是普通劳作者。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大墓，墓主人就是集中了神权、军权、生产管理和富有于一身。比如凌家滩墓葬中有一大墓陪葬有1件占卜用的玉龟，玉龟上雕有表示宇宙观的图案，这两者可以表示他在聚落中掌握着神权；还出土了钺，而这是军事权力的象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农业家庭的生活富裕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外面的劳动力进入家庭。但是其氏族本身可能不能够提供一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因此，由战争来提供了这种劳动力。奴隶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