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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PAGE 1 页 共 NUMPAGES 1 页 儒学在政治学上的发展转向 [摘要]本文试图从传统政治独特的治理结构和官僚文化入手，梳理政治学视角下儒学发展的两条线索和历史脉络，并指出这种转向背后的原因。儒家思想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从道德理想到统治工具，从治国之道到私德标准。儒学双重转向的原因：儒家学说具有成为统治者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优势；另一方面，对于急于维护统治安全的封建统治者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理性的选择。现代新文化运动始终呼唤进步与理性，整个运动最大的贡献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全方位动摇了儒家封建思想的主导地位。[关键词]传统政治；儒家语境；转向无论如何梳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都有一个历史命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对世界的解读和抽象中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即使经过几次删减或者一些传统仪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核心部分总是沿着历史的兴衰代代相传。在西方，基督教有三个分支，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分歧和祛魅，但《圣经》作为整体基石，依然明显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在中东，无论逊尼派和什叶派如何对峙，对安拉、《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共同信仰是不容置疑的。在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具有长久的影响力，也缺乏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偶像，但这并不妨碍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秀起志平的个人与社会理想的统一，还是忠孝观念，都成为了国家象征的一部分。但自五四以来，德师、赛师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取代孔孟成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追求。熊十力、牟宗三虽然极力维护，却无法改变儒学衰落的现实。1949年后，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夹缝和重复中迷失，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国家和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很多出生在国外的人都觉得没有信仰，甚至对现有的需要全盘西化的经验有盲目的迷信。事实上，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对社会文化的新的理解和讨论，但这种讨论必须建立在尊重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在中国语境中，这种讨论必须建立在对古典意识形态属性的扬弃和反思的基础上，也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和现象的客观认识上。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儒学的兴衰与政治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也是相关研究的出发点。第一，独特的治理结构和官僚文化取向如何界定中国古代的统治制度，一直是史学界和政界争论的话题。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是一种神秘的命运，统治过程强调天与德的匹配，朝代更替是运气的终结，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述使得封建专制一直是解释中国历史的关键词，这源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维新派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年相关观点的吸收和演绎。但《论法的精神》这本书的相关论述比较复杂，对东方专制的描述和评价缺乏事实依据和冲突；梁启超对革命的热切渴望，使他的论述难以客观驾驭。贴在中国制度历史上的这个标签，并不能理想地解释几千年的变迁。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是以君权为中心的，唯一的政治制度是不断深化和固化的。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用文化取向的官僚帝国来定义中国政治制度，钱穆的学者型政府理论也是类似的，两者基本上都描述了王权中心的政治生态，都指出政治参与者和知识精英群体高度重叠。有两个关键词可以勾勒出中国古代独特的治理结构：科举制度和官员组合，这两者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秦朝完成了军事上统一中国的伟大任务，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那么汉朝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重新整合和自觉创新。韩打破了世袭贵族制，代之以三公九卿的中央政府和文官治下的郡政府。贵族的倒台意味着深远：一是在统治层面实现了家国一体，统治者拥有全面配置和使用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通过独特的世袭制度传承下来。国家大事和家事在统治者眼里是同质的；其次，在统治阶级中，家庭变成了国家。随着贵族的更替，汉朝被划分为100多个县。郡主召太守，其职不可承。他们更像是皇帝的雇员，而不是皇帝，他们处理基层事务，对世界负责。这些官员往往出身普通，在乡政府挑选出孝子和清官后进入商学院。毕业后派驻地方服务，成绩显现后，由行政长官选拔到中央，参加中央安排的一系列考试后即可正式走上仕途。大部分宰相都是通过这样的选举程序来的，文人政府取代了贵族政府和军政府，形成了汉朝所谓的吏治。恪守孝道和诚信是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一种显著的道德考量。认为能孝敬父母、诚实自律的人更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他们有优先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权利。无论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执行伦理标准(实际上不乏欺骗和欺诈，甚至在制度成熟时期，县内有20多万察举，这只是一种比例参政资格)，都为另一种极其深远的选官手段——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隋唐至明清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一方面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智力超群的官僚，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提供了垂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