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不了的凶杀案.doc

破不了的凶杀案 宋焘 　　《公民X》是HBO根据侦破“ 俄罗斯食人魔”安德烈·奇卡提罗连环杀人案改编的电影。自1978年奇卡提罗初次犯案到1990年被捕，可以坐实的是他在苏联杀死了53人（电影用了52这个数据）。其间他一度被作为嫌疑人逮捕，但不久便被释放。对此电影说到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苏联的法证技术无法准确比对奇卡提罗的血型与凶案现场他留下的精液，同时官方又不允许专案组引进FBI的比对技术；二是奇卡提罗是党员，地方党委书记逼专案组尽快放人。这些情节的设置使电影看上去不像是在说破案，而是说为什么一直破不了案。 　　电影从1982年警察在农场发现第一具受害人尸体开始。新上任的法医官鲍洛科夫很敏感，他提醒警察搜索命案现场附近的森林以找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证据，结果又发现7具尸体。地方高层开始关注并直接介入，对案件的态度也就微妙地出现了三方博弈。 　　鲍洛科夫是具体办案人员，他“有智慧有方法能吃苦有激情”，怀抱理想主义情结，以找出真凶为最终目的。而调查委员会是最高决策层，由地方党委书记主导，他的目的是尽快结案，既给莫斯科交代又不能“抹黑”地方。如果说前者是揭伤疤，那后者就是捂盖子。面对复杂的案情，两者自然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 　　按照苏联特色，鲍洛科夫的“找真相”定要让位于党委书记的“给结论”。此时，地 方军区最高负责人费提索夫上校使事情有了转机。费提索夫支持鲍洛科夫，但深谙苏联官场规则的他不可能直接与党委书记对抗。于是他一方面接受调查委员会的大方针，另一方面又指定鲍洛科夫为具体办案核心，既小心翼翼不破坏官场规则，又“阳奉阴违”给鲍洛科夫提供空间。之后的侦破过程就在这三方的你来我往中展开。我甚至认为电影将这三方做了符号化的处理，让他们分别对应理想主义者、苏联官僚和体制内的务实派。 　　在多名被害者尸体被发现时，鲍洛科夫认为应该把案件定性为连环杀人案，用积极手段侦破。但是地方党委书记认为：苏联境内不会有连环杀人狂，这是堕落的西方才有的现象。费提索夫上校当然不会反对党委书记，于是他没有下结论，而是直接指定鲍洛科夫侦办案件。其间原因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提升一个法医做刑警把这个案子应付过去；另一种是他相信并支持鲍洛科夫，在不忤逆党委书记的前提下先推进调查进行。 　　案件又接连发生时，鲍洛科夫提出需求：购买计算机建数据库；借助FBI的经验；同时向社会公开案情让人多做提防并协助鉴定受害人身份。而党委书记全部否决。他认为，购买计算机是向莫斯科高层证明地方的无能；与FBI联系就是向西方承认苏联的法医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落后于他们；向社会公开案情则等于承认苏联存在这类案件。对此费提索夫给出的办法是帮鲍洛科夫走后门，行贿，溜须拍马，以得到他需要的东西，只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其间必有新的罪案发生。 　　像所有体制内的务实派一样，费提索夫注定是个复杂的人物。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他洞悉世事却又要明哲保身，有杀伐决断却又被左右掣肘。评价他，或许要看他在关键点上的选择。当党委书记认定凶手是个同性恋，下定决心拿掉鲍洛科夫来改变侦破方向时，费提索夫毫不犹豫拿出了党委书记自己就是同性恋并包养男孩的证据作为威胁，保住了鲍洛科夫。之后东欧剧变，费提索夫成为将军，头上也不再有党委领导，他立马将该案件作为头号大案，倾其所能为鲍洛科夫提供各种条件。或是时机已到或是出于偶然，反正案件在不久之后便告破。 　　《公民X》更多像是在揶揄苏联，侦破过程中的阻力正是苏联体制荒诞不经的写照，而对奇卡提罗它并无过多着墨，对此不免让人有过于戏剧化之感。其实，若能考察一下奇卡提罗的成长，这个话题或许会更加深沉。 　　上世纪30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联的政策导致乌克兰出现大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奇卡提罗的哥哥就在饥荒中失踪，他的父母认为是被邻居吃掉了，并不断向年幼的奇卡提罗灌输这一概念。我们难以想象“人能吃人”对一个孩子的冲击力会有多大，总之，在多年之后奇卡提罗以同样的方式戕害他人，并在证词中称其冲动难以自制。 　　他的父亲在 德国入侵苏联期间被逮捕，之后奇迹般生还。而苏联政府的逻辑是被捕者牺牲了是民族英雄，活下来肯定是因为出卖了革命。于是他的父亲被戴了叛徒的帽子，他的家庭也被边缘化。据说奇卡提罗成绩优秀，但是由于上述原因无法继续深造，最后在一所学校担任宿舍管理员，算是苏联版的下放。奇卡提罗因此逐渐形成反社会人格说实话也没有好奇怪的，加之童年的悲惨经历（哥哥被吃；目睹母亲被德国人轮奸或导致其成年后性功能障碍），他在20世纪80年代动荡的苏联“兽性大发”，应该说是有深刻的外部原因的。 　　我想，把奇卡提罗或者很多冲击现实秩序者的成长拍成电影会是很耐看的。无需过多的揶揄，只要将那段历史如实呈现，很多现在难解的谜题恐怕都能找到根由所在。苏联如此，我们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