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国家的治理冲突分析论文.docVIP

PAGE PAGE 5 东西方国家的治理冲突分析论文 [摘要]治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在自家文化语境下，东方国家的治理实践，孕育了丰富的治理原理、治理模式与治理价值取向。东西方治理冲突主要体现为治理理念之冲突、治理模式之冲突、治理路径之冲突、善治评判之冲突。 [关键词]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路径善治评判 一、治理理念之冲突 治理理念异源于个人与社会的认知图式。在西方自由民主治理理念中，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两大基本智识支持。在个人与社会图式上，西方新自由主义假定社会都是由独特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先验地拥有一种作为其认同的自我（theself），这种自我先于其目的和价值。[1]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大致奠基于这种个人权利理论之上。依据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个人自治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公共政治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公共治理不仅是基于个人的治理，也是围绕并为了个人的治理。因而，秉持自由民主的治理理念，就潜在地坚持个人与国家、私域与公域、自治与他治、自由与强制等严格的二元对立图式。在这种分裂的个人与社会图式下，自治成为唯一的理性救赎，政治也就成为权利政治。其善治评判不是依据任何外在准则，而是退缩于孤独的个人王国。在东方治理理念中，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成为一种基本价值预设。在个人与社会的认知图式上，个人并没有取得原初地位。个人被看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乃是社会的个人与集体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在于成就社会。在这种个人图式下，自然没有自治精神的生成可能。如此，东方治理更多强调“选贤与能”，追求“天下为公”的治理之境。东方治理潜含着一种社会整体优先性的价值考量。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远远大于个人自治诉求。而要实现这种整体秩序，就必须依赖圣人贤士或君子的“仁政”与“德政”。 二、治理模式之冲突 西方治理模式秉持一种韦伯式的理性主义精神，严格区分私域与公域。私域注重保护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与契约自由，公域则强调权力分立与制约平衡。在私域自治中，基于对政治国家的恐惧与担心，保障个人之消极自由权利，防范公权力的非法干预成为自治的主要命题。与私域自治相对应，公域区分了政治与行政，政治活动以议会民主政制为载体，在议会民主制基础上奠定了宪政架构。控制国家权力成为西方立宪主义的中心主题。基于三权分立原则，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分工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政府的行政体制在科层制基础上进行精细划分，治理机构与职权、事权都做了明晰界定，技术官僚成为新的治理阶层，从而型塑了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面貌。随着社会情势变迁，西方现代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当下治理理论的兴起即是对此做出的一种理论回应。由于政治体制与治理传统不同，东方国家治理模式极为复杂。比如，伊斯兰国家多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其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迥异于世俗国家。因而，伊斯兰社会的治理带有浓厚的宗教因素，伊斯兰教提供的社团认同和政治忠诚，是穆斯林社会及其政府的精神支柱。[2]与伊斯兰治理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有着鲜明的领导性特征，其他东方国家也各有治理模式特色。一般而言，东方国家治理模式大多侧重中央集权，强调治理的社会整体目标，追求治理效率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在摆脱殖民主义之后，东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尽管受到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但大多以解决民族国家的主要问题为圭皋。强调整体规划安排、秩序稳定与社会集体发展，以解决国计民生的迫切问题，成为东方国家治理的主要考量。因而，在东方治理模式下，公私域并无严格的区分，个人自治空间模糊，法治层次偏低等等，成为东方治理的主要特征。以社区基层治理为例，美国乡镇治理可以具有托克维尔所赞叹的自由乡镇精神，而中国的乡土社会却只能盛行一种“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模糊了人己权界、群己权界等诸多界分。三、治理路径之冲突 东西方治理路径的冲突主要集中于政府治理地位的定位。在西方传统看来，国家权力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般而言，在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政府的治理地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政府在公共领域具有治理职责。对内，政府必须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服务；对外，政府又须保障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基于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其立论旨趣又致力于建构一种如下治理体制：即，以私域抵御公域、以自由防止干预、以人权抗衡权力、以权力分立预防专制。在这种政府治理地位的定位下，西方治理路径倾向于以个人自由权利作为治理的出发点，政府主导的治理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公共领域，而且，公域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也立足于个人权利。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多层网络及国家空心化的治理理论，使得治理更加复归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原本属于公域治理的事务遭到私人的进一步侵蚀。基于社会情势的变化，伴随着新一轮私有化浪潮的兴盛，西方治理理论试图掀起一场新的治理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