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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明刑弼教”思想的理论与现实维度 “明刑弼教”思想的渊源、发展及其运用 陈应琴 [作者简介]：陈应琴（1970-），女， 重庆人，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法哲学、中国管理哲学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400031） [摘要]：论文以“明刑弼教”思想的渊源，以及宋代朱熹对“明刑弼教”思想的创新阐释和明代初期“明刑弼教”思想的现实应用，明代中叶丘浚对“明刑弼教”思想现实应用的理论纠偏为线索，通过典型思想的分析，揭示出思想在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的交错中不断随着时代向前推进的发展历程，反映了理论与现实间的复杂关联。 [关键词]：明刑弼教；理论阐释；现实运用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哲学家以其对时代的特殊洞察力会提炼出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思想，政治家则会运用这些思想去应对现实，从而使理论形态的思想转化为规范现实的制度，故此，哲学思想将在理论和制度两种维度上同时存在，由于这两种维度的思想其主体存在着身份上的差异，将会使同一思想的理论表达和制度呈现之间的疏离不可避免，也可以说是制度在应对现实时对理论的部分否定，这种部分否定将导致新的现实的呈现，对于新的现实哲学家又会以其抽象的理论研究予以概括或批判，也可以说是哲学家对现实的再次提炼和否定的否定，理论和现实将同时在这个循环中不断向前推进。“明刑弼教”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便经历着这样的历程，在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上得以呈现和推进。 一、“明刑弼教”思想的渊源 “明刑弼教”一语，渊源于《尚书.大禹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1]孔颖達.尚书注疏:卷3[M].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册.82. [2]孔颖達.尚书注疏:卷3[M].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册.82-83后人据此概括为“明刑弼教”一语。由于《大禹谟》乃《古文尚书》，据学者们考证，属魏晋时人所作，故而“ [1]孔颖達.尚书注疏:卷3[M].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册.82. [2]孔颖達.尚书注疏:卷3[M].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册.82-83 刑罚具有这样的功能是为学者们所讲明白了的，但是直至宋代以前，“明刑弼教”思想并未受到学者和统治者的重视。究其缘由，一方面是现实统治中的矛盾还未达致极端，用德性教化进行统治在较大的范围内尚还有效，不需要显性地强化刑罚在统治中的特殊地位。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统治者不采用刑罚手段加强和稳固自己手中的权利，只是不明确强调刑罚手段而已。既然没有这样的迫切需要，统治者当然更愿意采取“德主刑辅”的口号以粉饰其“仁政”的形象。另一方面是因为“明刑弼教”毕竟还是与传统儒学“德主刑辅”的思想之间存在区别，虽然前者认为刑罚手段的运用是要受制并服务于德教的，但是毕竟凸现了刑罚的作用，而后者虽然并未否定刑法的必要性，但是显然有贬抑刑罚手段的倾向。正是由于社会时势的原因以及“明刑弼教”与传统主流思想间的差异，所以直到宋代以前都备受冷落，无人问津。 从《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明刑弼教”一语的检索情况来看，也充分证明了此点。“明刑弼教”一语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有142处，大量出现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典籍中，只有一处是出自唐代学者张说的《起义堂颂》中，而宋代又全部出现于南宋学者的著作中，足见南宋之前学者和帝王均未对此加以重视，南宋之后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明刑弼教”一语的频繁引用，表明这一思想已成为学者所共知的理论。 二、“明刑弼教”思想在宋代的创新阐释 通过对《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明刑弼教”一语的检索，大致可以认为“明刑弼教”思想是在宋代，尤其是南宋前期被学者从古代典籍中重新提取出来，而加以重点论述和阐释的。何以在此时“明刑弼教”思想受到学者的关注，这与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不无联系，因为，学者的研究重心往往与时代的现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如此评价宋代政府：“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它特殊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23.可见中国封建时代从宋代开始走向了衰落，这种整体的衰落趋向与统治者的专制集权程度和对老百姓的剥夺程度差不多是同步发展。钱穆先生在比较宋唐政制时称：“中央集权过甚”[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50. 是宋制之弱点之一，导致“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