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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调适：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研究 乡规民约是村民群众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结合本村实际做出的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行为规范，将直接影响整个乡民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激发人们参与生产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效益观念、科技意识，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们的行为历来就不是完全由国家法直接完全控制或支配的，更多的是被牢固地限定在人情、礼俗、宗法、习惯范围内，甚至内化于乡民内心深处，成为比国家法还管用的行为规范。带来的不利就是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相对萎缩，或者说国家法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没有得以进入人心，贴近民心。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然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由此，民众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习惯、民俗、伦理、道德等更感兴趣，更有所偏好和青睐。不论何种社会制度下，国家法都不会是全部的、唯一的法律，在它之外必然存在着与其共生的其他的规范形式，即类似于乡规民约这样的规范，他们不但可以起到教化规范乡民的作用，同时也弥补了国家法的遗留空隙。 从现实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统一要求要有统一性的、普遍性的国家法作后盾。在乡土社会，看似完全运用民间法，以乡民易于接受的手段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其深层次原因是有以国家法的暴力和威慑力为支持的，乡规民约是在中央集权统治的框架内执行统治职能的。所以，二者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在我国，法治的生成和发展基本上是外在的、被动的，虽然国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声势浩大的执法行动以及大张旗鼓的普法宣传，但这些也仍然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价值偏向。这就为民间法提供了生存的土壤。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规章对乡规民约等农村习惯法进行了确认，我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通则》、《民族区域自治法》、《婚姻法》、《森林法》、《继承法》、《收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都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根据当地民族的特点结合法律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更加确定了其存在的必要。 若按照国家法“一刀切”的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其作用的僵硬性和过于刚性，显然是无法达到理想效果的，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必须要重视一切社会资源和法治资源。诚如朱苏力先生所说：“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的变迁，大多数都是变法，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这样的法律制定颁布后，由于与中国人的习惯背离较大或没有系统的习惯惯例的辅助，不易甚至根本不为人们所接收，不能成为他们的许多规范。”因此，对我国社会的治理工作并不能唯国家法律这一正统法是举，而应包容一切行之有效的方式，作为其方法之一的乡规民约自然体现出其合理内核。 由于国家能力有限，又由于乡间事务繁杂，乡规民约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适应性，从一开始就极具地方性及自治性，是由农村自治组织内民众自发订立或认同的行为规范总和，以地方惯行或习俗为主，而非国家法的程序化和细则化延伸。而国家法，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明确的约束力和强制性。两者共同构建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者是后者的良好补充，后者则是前者的导向。 一、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 在国家法律体系尚未健全或者成文法尚未在乡间依法贯彻时，乡规民约历来都在中国基层起着重要作用。它是村民自治的产物，是产生于民间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因此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国家法律的规定存在一定冲突，乡规民约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具有非国家强制性。而国家法律所代表的是一套乡民所不熟悉的规则，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可能相悖，由此自然会带来一定的冲突。 1.认知度的差异。乡规民约是在村庄地域范围内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非国家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而国家法律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不相一致，由此会带来一定的冲突。一个人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作为蕴藏乡规民约的基础，它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而外在的国家法与他们的文化有一定的出入，显得有些陌生与疏离。这些由传统习惯凝练而成的乡规民约，在地方的管理体制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在这样法治基础不牢固并且不能与民主达成融洽关系的状态下，乡规民约就从深层确定了其牢固地位。 2.某些国家法所保障的权力，在乡规民约中被剥夺，或者某些刑事犯罪行为被不当的纳入了村规民约的管辖范围。即国家法已经对某一社会关系领域进行了具体规定，但乡规民约对这一领域之内所发生的问题的解决还是避开了国家法的相关规定，不适用国家法。例如，在遗产继承领域，对已出嫁的女子来说，是否可以回娘家继承其父母的遗产以及如何继承，我国婚姻法、继承法自有明文规定。但在农村地区，出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