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颜真卿道教交缘的原因初探.docxVIP

书法家颜真卿道教交缘的原因初探 其一有“劝诫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次年六月，潼关被破，长安门户洞开，唐玄宗前往四川避难。有人便认为《蜀道难》正是李白于此时写予唐玄宗，劝诫莫往四川，因为四川地理封闭、自古独立不从，隐含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乍听可也，但据史料，“（太白）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 李白早在面见贺知章就持有《蜀道难》，而且按其游历路线，李并未亲历剑阁蜀道，所以此说不能成立。 其二为“叹仕说”。此说认为诗表面写蜀道的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的漫游中屡遭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很明显，这是把《蜀道难》与《行路难》化为一类，但《行路难》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粟。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明显运用了类比的手法喻指官场与仕途。然而通读《蜀道难》全诗也没有发现相似情味，此说便有穿凿附会的嫌疑了。 其三为“情景交融说”。认为作者大部分为写景，直接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表现蜀道的难和险，并显露出作者面对蜀道的豪情，但在后面部分（即“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之后）便转向抒情，借蜀道之难发出政治警告或说政治预言，预言如日中天的唐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正是安史之乱爆发前的盛世危言。这种情景交融并且把李白塑造为预言家的说法是受众最多的一种。因为它把第一种柔化了，是一种柔和润滑的中庸之态，也难怪最摄人心。但此说只是后人的“历史想象力”。本来宇文所安是主张以对历史的想象力、根据历史疑点漏处解构固有史观的，现在却被部分人拿来主观虚构历史，真是一个戏谑的景象。并没有任何唐史资料表明李白是在劝诫西行的友人或皇上，而且短短的尾部并没有多少离情在里面，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仅仅是作者的“貌合神离”以及以政治反衬奇险。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反响较小的说法，此处不必再提。我们应认识到的是，任何文本主题的传达均源于文本本身，因此必须进行对于文本的“封闭性阅读”（close reading），研究才能有的放矢。任何猜想如果没有当时的史实表述或后世的历史细节反衬，都只能是读者自身的价值预设，难以成立。 在我们看来，李白的《蜀道难》是以丰富的想象夸张、援引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极具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手法描绘蜀道山川之险峻、慨叹蜀道之艰难，诗风宏伟壮浪。作者是史无前例地在“难”和“美”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对等关系，即神秘、艰难和恐怖的美。但因为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差异所以会让读者产生阅读误差，并且“难”与“美”的结合（尤其是“恐怖”与“美”）与当时的审美立场差距太大，甚至有颠覆性作用，所以时人乃至今人也就任阅读误差合理化了，而漠视了李白偶现的独特审美观。 本文认为《蜀道难》可分为三部分分别解读，但都紧紧围绕“美”这一话题。神化的角度视为蜀道蒙上一层缥缈的面纱，以便作者下文可以随情纵性的进行想象与表达；艰难、难以征服给人以情感上的震撼，是作家为了在恐怖、危险和美之间建立转换关系的独特艺术策略；最后通过蜀地的政治风险侧面突出蜀道的难、高、险，达成了与美的接洽。 第一部分自“噫吁嚱，危乎高哉”至“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此部分在开章伊始作者就进行高呼的直接抒情，此外，通过间接描写和对比手法表现蜀道高俊艰难。诗人在援引蜀开国几万年而隔绝闭塞历史的同时，引用了五丁开山的悲壮神话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强烈愿望，为蜀道增添了许多奇幻色彩。“太阳神的车子都得绕行”、“健飞的黄鹤都无法通过”、“善攀的猿猱也为之发愁”等，是夸张与对比手法的运用，以表现山川高俊。人行其上的艰难情状和畏惧心理，更加烘托出山路纤曲、高险难行。 第二部分自“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至“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之所以这样分，是因为有些分析者认为从“问君何时还”及“远道之人”两处可以看出诗人未登程先问归期，借惜别之情写透蜀道之险。此观点是否合理稍后再论。就这一部分的写作技巧而言，运用了渲染和夸张的手法。“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以忧伤低昂的旋律渲染了蜀道空寂苍凉的环境氛围。“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饰山峰之高，“枯松倒挂倚绝壁”是衬托绝壁之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产生了一种势若排山倒海的强烈视觉艺术效果。对蜀道之难的描写至此登峰造极。 第三部分即“剑阁峥嵘而崔嵬”至诗末。若对此进行分析，则必须提到对《蜀道难》主题立场的确定。本文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