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最新资料.docx

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结社自由宪法权利与我国结社立法实践 结社与自由本属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 结社是一种社会组织 形式，自由则是一种价值理念，结社与自由之所以联系起来并成 为现代社会重要社会组织形式，是近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社会联系 经历了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之后出现的。 而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公 民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则是个人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权利 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其中，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 的分立是制度前提，价值观多元与分化是文化前提， 个人发展环 境改善和财产支配权是经济前提， 法律制度的完善并得以有效实 施是法治前提。上述要件构成了公民结社需求特别是结社理念重 构的外部性基础，而其内在动机则建构在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即 平等意识和契约意识的社会化过程中。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结 社自由的理念和制度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 新中国历部宪法中均有关于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法律规定。 可以说，结社自由从来都是中国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民主权利。 但也必须看到，如果以权利主张和实现效力为要件评判， 宪法赋 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 公民 的结社活动仍然受到了诸多甚至相当严格的限制： 其一，在立法 体系上，宪法意义上的结社自由权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 张，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实质性规范公民结社活动的实体性法律,对公民结社活动的规范仅靠为数甚少的几部行政法规来实施， 导 致居于行政法规层次的立法不堪重负，既有超越立法权限的嫌 疑，也无能为力于改革开放后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其二，就仅 有的几部行政法规而言， 对公民结社行为的规范在指导思想上是 以社会稳定为主要价值取向， 因而在建构的社团管理体制上则以 控权和限制发展为原则， 社团自主发展空间无论就其场域还是内 容都被严格限定， 尚难以发挥公民社会意义上的权力制衡与民主 培育之资源基础的作用； 其三， 现有的社团组织结构仍然处在以 社团组行业性和职业性为主导的模式下， 以市场中介服务为主， 经济功 能和互益功能较强， 并仍然扮演着官方和半官方的角色， 织的民间性、独立性、权益性特征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其四， 社团组 10倍对法律规范外结社活动的“事实放任”造成我国民间社团组织 面临相当严峻的“合法性困境”，调查资料所显示的大约 于合法登记数量民间组织的客观存在， 既凸显出现行管理体制的 10倍 我国现行社团组织管理体制可用“归口登记、 双重负责、 分 级管理”三句话来概括， 即在登记管理环节采取预防制模式， 并 且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 在日常管理环节则实施严格的追惩制 原则。这一体制思路是建立在以管理相对人“不成熟”为预设前 提的基础上。 从本质上看， 它反映出政府及立法机关在指导思想 上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业已发生的深刻变革及由此 带来的利益主体多元化、 利益诉求多极化， 特别是公民结社需求 开始具有的实质意义理解不足。 我们在社团管理实践中虽以严格 的许可主义为初衷，却出现了许可主义和放任主义并行的局面， 表象上看， 是现行法规为社团管理设置过高的执法成本， 导致实 践中的执法不能，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立法不当。 而立法不当之 根源则反映出我们对国家与社会、 国家与社团的关系等一系列根 本问题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在这个意义上， 现行的公民结社自由 权利实现体制的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改革的要求。 早在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提出制定《结社法》的立 法规划，但这部重要法律一直没有纳入正式立法议程。尽管《结 社法》立法滞后有一定客观原因， 但更多地则反映出我们对结社 自由权利性质及其我国民间社团组织的社会定位在认识上依然 不够统一。 从本质上讲， 结社自由的确包含着一些对抗国家权力 的内容， 但结社自由本身是多元和中性的， 并不存在颠覆性的特 征。社团在对抗国家权力滥用的同时， 也可以代替或辅助国家完 成某些职能。 而且多元化的社团可以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平台， 实 现社会自组织， 促成社会理解和社会对话， 促进社会宽容和包容。 上述判断在理论上乃至社会发展实践中不难得以验证， 但就我国 立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而言， 在一个尚不成熟的民间社团 架构和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政府有限的行政管理能力条件下， 完全 的、过快的放开会否在一段时期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 抑或引发 某些社会不稳定因素也许是立法及行政管理实践中最为担心的。 更重要的是， 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也是一个社会结构最为脆弱的时 期，因此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威的内在需求也使得隐含着多元和分 权主义的结社自由被视为对现行权力体系的威胁。 而且， 在如何 把握好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社团独立与社团责任之“放”与 收”这样一个度的问题时， 仅就立法层面是难以把握的， 这或 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