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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实践模式探索 课程是教学最重要的平台和载体，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性要素之一。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良好的教学环境，再加上优良的师资力量，是培养出优秀学生的必备条件。就兵工高等教育这种专业性极强的工程技术教育而言，课程设置优化与否更为重要，这涉及能否为兵工人才培养提供合适的内容支撑。 一、课程体系探索：课程设置的优化与自主教材编撰 汉阳兵工学校初建时，在课程设置方面就努力追踪武器装备制造的前沿科学与技术。该校本科阶段的主要课程有：应用力学、机械学、冶金学、兵器学、弹道学等 [1 ]。为了拓展学生视野，学校在第三年还开设有“飞行机构造大意、潜航艇构造大意、水雷学大意”以及“工业经济、工厂管理法、工业卫生等”课程 [1 ]。不过飞机和潜艇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涌现出来的新装备，虽然代表了尖端武器的发展趋势，然而对于军备极为落后的中国来说，实用价值并不大。 直到学校更名为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后，上述好高骛远的倾向才有所改变。为了尽快实现“造兵独立”的目标，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向世界顶尖理工科院校看齐：“课程水准系参照德国兵工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及吾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课程标准之内容而定。前期两年，奠定理工之基础，多共同必修课目，以外国语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为主，至后两年制专门课程，乃分道扬镳，三系各趋极端。造兵系有弹道、兵器设计等主课。应化系有火药制造、毒气工程等学科。”① 从上述课程结构来看，学校前两年以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为主，对基础科目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为更加深入的专业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后两年则向专业方向深化，呈现出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相结合、课程难度层层递进的特点。 出身日本帝国大学造兵科的李待琛接掌兵工专门学校后，在课程内容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他认为，应该先筑牢弹道学和兵器构造学理论知识的基础，再学习兵器制造。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兵器设计上的错误 [2 ]。为此，李待琛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与优化，增加了三门重点课程。一是“军事与技术”。聘请法国火药学校毕业回国的专家主讲，专门讲授新兵器设计之前的战术技术论证。二是“兵器计算”。该课程主要涉及炮架强度计算，以及各种炮内、炮外弹道计算方法及其比较等方面的内容。开设该课程主要是鉴于兵工专门学校前三期同学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计算实例太少而增加的。三是开设了“枪炮构造及理论”。该课为武器研究、设计、制造的指导性科目，当时在国内并无适当教材和相应师资力量。李待琛为此亲自编写教材，最后将讲义增补成110万字的皇皇巨著 [3 ]。 李待琛在编撰《枪炮构造及理論》的过程中，对内容可靠性、应用价值以及前瞻性都进行了严格把关，对准备纳入书中的公式和算例，进行了认真仔细的验算。而高庆春在讲授“枪炮构造及理论”课时，把重点放在炮身强度及其不同类型的计算方法上，删去炮用材料、炮身制造等方面的内容，缩编为一本43万字的《枪炮构造及理论》 [4 ]。《枪炮构造及理论》对于传播兵工技术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永玑回忆：“我在第五十兵工厂试造75毫米山炮炮身时，与第二十四兵工厂的瑞典顾问李博士（Mlicligozs）合作，有关成分、铸锭、锻胚、加热处理等等，就靠这两章（第四章炮用材料，第六章炮身制造）上的资料。” [5 ]中共东北解放区也曾翻印过此书，并据其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为了让学生具备扎实的学业基础，学校在课程安排上相当紧凑，所有的科目均为必修课，没有选修课，课程总量多达45门，每周课时均在36个学时以上，课业压力相当大②。“当时的兵工学生几乎每学期都有十几门课，需要完成的作业总是塞得满满的，每个学生不用功是混不过去的。”③重庆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兵工学校造兵科学生的毕业考试一共进行了五天，考了十门课。以谢光选和郭燮贤在1946年毕业的第九期学生为例，当初有72名新生入学，最终只有45人毕业④。 二、师资队伍建设探索：专兼职结合充实教学力量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说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6 ]由此可见，师资力量在学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兵工高等教育因其课程专业性与复杂性，对教师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有更高要求。 国民政府比较重视对兵工专门学校的管理，因而其历任校长一般需由有留学经历的高层次人才担任。其中，李待琛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兵工，后几任校长方光圻、社文若、简立等均系留美学生，除简立一人外，其余均为习兵工或理工科出身的人 [7 ]。 在师资力量的建设方面，兵工专门学校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学校早期教师选聘工作并不理想，主要采取委任制的办法来聘请教师，教师的选拔限于兵工署内部。又因为待遇比照参战军官，待遇较一般教师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