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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观念、思潮：2021年近代中国思想史阅读回顾 一如既往，当代中国史学界政治史、社会史热门，思想史偏冷。思想界亦然，普遍存在着谈思想者多，深入研究思想史者少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史没有意义。正如萧功秦所言，研究对一个民族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可以认识这一民族的特性。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这个时代中人遭遇的困境和矛盾。尤其是在需要更多的学理和智慧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今天，更需要前代思想家为我们提供思想资源。 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 钱穆曾经说过：“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从此语可知，思想史首先应该是关于人的历史。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思想研究，也是近三十年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模式。 王？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展现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作为五四精神继承者的傅斯年，批判传统思想、重新界定古史、坚持自由主义、追求学术独立，最后却在政治和学术的拉扯下，左右势力的夹击下，被迫放弃部分五四理想的过程。作为王？森的博士论文，本书成书年代较早，所谓政治和学术的两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等传统命题，今天看来已不新颖。其亮点在于，研究中使用了大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通过傅斯年的书信、阅读眉批、购书记录、未刊札记等生活史的资料，作为判断傅斯年的思想走向的佐证。王？森用精彩的研究证明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中的论断，思想史和生活史可以有交集。目前思想史研究普遍存在着资料瓶颈，王？森的研究，对扩展思想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提供了有力例证。 无独有偶，黄克武的《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也是一本对史料有自觉的人物思想研究之作。以往的严复研究，多以其著作为文本，进行纯思想的分析，而很少在挖掘史料上下工夫。黄克武利用大量被忽视的严复书信和日记，展示了严复思想发展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比如，严复的许多译著都是在抽鸦片之后完成的，身染毒瘾的痛苦使其意识到，应该呼吁国人禁烟自强；严复原本无女权思想，多次娶妻纳妾，与忘年女学生交往后，才逐步认识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本书的主旨意欲说明，严复终其一生思想具有连续性，反对不顾东西文化内在差异而作无根移植，希望能够会通中西，为中国找到合适的现代化道路。但是，鉴于“另一种启蒙”或“思想调适”的说法，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各家已经多有阐述，将鲜活的生活史资料引入思想史，从某种程度上为本书增加了新意和分量。 如果说严复思想中新旧交织，反映了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下人物的普遍特征，黄道炫和陈铁健关于蒋介石思想的研究，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另一则有力证明。《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以近年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为基础，专门对蒋介石的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整理。可以看到，蒋介石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领袖，却是旧人格的典型。他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染，推崇《中庸》《大学》，对宋明理学研究精深，并以阳明哲学为基础，结合三民主义学说构建了一套力行哲学。尽管他被对手视为“流氓”和“独裁者”，本身却极重修身，强调经世致用，一直以儒家理想中牧民的“君师”自命。这种圣贤梦，导致他重视伦理教化、轻视制度规约，提倡人治、忽视法治，崇尚民本、隔膜于西方民主制度等等。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对其行动有着重要影响。蒋介石这种思想上的局限和性格上的保守，或许为其政治上的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观念为中心的思想史 个案研究并非终极目的，最理想的研究是以小见大，展现时代中被知识分子普遍分享的思想观念。然而，未必每一个案都能成功地以小见大。这时就有必要走出个案，进行以观念为中心的研究。在这方面，相对于历史学背景的学者，政治学和哲学出身者往往有更多贡献。 杨贞德的《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梁漱溟等几位人物为中心，发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分享的一种“转向自我”或“反求诸己”的观念倾向。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回答如何改变政治和社会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改造式策略。用林毓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藉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倾向。这种倾向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注重修身类似，过分相信道德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将改造政治和社会的要求，完全寄托在个人道德的提升上。对于用制度约束权力，进行分权制衡的宪政架构，保障个人自由，则多有忽视。用张灏的话讲，这是对人的堕落性和无限为恶的潜能缺乏一种“幽暗意识”，可能走向全民主义、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从杨贞德的研究亦可看出，这种倾向最后导致知识分子在面对权力时软弱无力，无所适从，或是如胡适期待当权者的良心和觉醒，或是如梁漱溟转向社会运动，或是如陈独秀走向共产革命。 不同于杨贞德略带“质疑”的立场，哲学出身的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