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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历史教育的参考论文 《历史教育与爱国教育》 摘 要：一个社会的历史观决定了其历史书写的方式，也同时决定了历史教育的内容与表达，而历史教育又是爱国教育的重要载体。无论从历史思维、历史取向还是现实决策而言，历史教育都贯穿过去与未来，需要秉真求实，才能收获实效。 关键词：历史观;历史教育;爱国教育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9-0096-02 一 “史”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简而言之，史就是记事的形式加上中正的精神。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代表之一，他编删《春秋》，微言大义，形成传世的“春秋笔法”。同时历史书写亦强调秉笔直书，如历史上津津乐道的“齐之南史，直书崔弑”即是一例。无论如何，中国古代历史书写都强调中正的精神，即在事实叙述之上做出相应的价值评判。 近代以来，实证史学开始大行其道。20世纪初实证史学自西方传入中国，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史学“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原则，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提倡的进化史观。其基本特征是求真征实，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批判和考证，以达到对历史的解释。梁启超等人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思想，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即要把求真放在首位，反对“文以载道”[1]。不同于古代的历史书写强调中正的精神，实证史学尤其强调史料的考订、求真的精神和客观的研究。甚至如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就是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找到的史料。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逐渐打断实证史学的发展进程，一种新的史观开始影响并解释中国社会。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重新解释中国历史开始成为一种趋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唯物史观开始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占据优势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历史既不是一种消遣，也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而是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这种导向尤其表现在唯物史观对于历史问题的处理往往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单地视史学为政治的一种延伸，为政治变革甚至是一个短期的政治政策的预定概念的被动继承者――当史学已经服从于政治运动或执政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需要时，情况尤其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史学解释也倾向于强调历史的目的论预设和确定性观点――马克思本人也将之加于历史理论之上以支持其政治预设。然而，在另一方面，作为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视角的来源和革命者发现理论指南以纠正其政治行动的相互作用的自主领域，历史本身对于唯物史观是同样重要的。在这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需要这种历史分析具备对现实的审慎明智的判断，以深入历史现象的表面从而把握其发展的动力。在以上两方面之中，政治的动机都是主要的。”[2]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开始遍地开花。直至改革开放，虽然从指导层面而言历史观并未发生大的变动，但是时代在变革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社会思潮与史学理论也开始多元化。在诸多社会进程的推动下，对于以往历史的陈述与解释，逐渐脱离政治框架的约束，真实的历史面目开始浮出水面。学术领域重新回潮的实证史学与思想领域再次树立的实事求是，都对整个社会包括唯物史观所走过的弯路进行全面反思。历史教育也得以拨乱反正，经历了由政治主导转向让事实说话的曲折过程。真实的记事与中正的精神在历史教育领域开始重新树立，这也是爱国教育的根基所在。 二 以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表述为例，可以清晰地印证这一转变过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带来对于历史教育的反思。晚清以来的日本侵华史是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与描述中的耻辱性记号，在“自强”――“复兴”一脉相承的民族语义建构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除了历史遗留问题以外，现实生活中涉及中日关系的大小事件都可以迅速发酵为敏感甚至是重大事件。例如2021年的西北大学事件和2021年的亚洲杯事件，一场晚会和一场球赛都可以把现实拉回历史，把娱乐连上政治，这充分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敏感与多变。 这种状况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发生突破性的转变。撇开日本不谈，从中国自身来看，必须在中日问题交织不断的脉络里看到自身的危机与问题。在有关中日关系的宣传与书写中，我们一面强调中日友好源远流长，一面强调近代史上的丧权辱国和英勇抗争。关于中日友好在社会层面更多侧重于政治说辞和理论框架，相反关于中日在近代史上的交锋则是细节性甚至是戏剧式的呈现。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偏重前者，各类的文学电影电视剧等则偏重后者。甚至出现了一些使用夸张离奇的手法严重丑化日本侵略者的剧目，比如电视连续剧《小兵张嘎》。虽然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但是大部分老百姓还是看得津津乐道，因为这符合并满足了很多人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情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