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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奖扶制度与新制度差异性对比 表12 现行奖扶制度与新制度特性差异比较 现行奖扶制度 新制度 覆盖面 窄 宽 政策持续性 差 较好 政策可塑性 刚性 弹性 政策风险 较高 低 养老支持力度 较小 较大 利益导向功能 较弱 较强 行政成本 较大 总体降低 财政支出 逐渐增加 ①设置“名义账户”,略有增加 ②做实账户,“削峰填谷” 其他 户籍、人口流动问题 城乡统筹 案例分析 劳教制度的终结 资料来源:李燕、朱春奎:“政策之窗”的关闭与重启——基于劳教制度终结的经验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17(5)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教养最初旨在惩戒和教育那些行政法调整尚嫌无力以刑罚调整又显过苛的违法行为,该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为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时过境迁,由于劳教制度违背宪法及上位法、背离正当程序的法理缺陷与实践中的权力滥用严重侵害了公民自由权,早已失去合法性与必要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和实务界关于劳教制度的质疑声就不绝于耳,此后许多社会精英一直致力于推动劳教变革,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其立法计划,准备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取代劳动教养,但此后一直处于搁置状态。 2013年,“唐慧案”为运行了56年的劳教制度带来最后一击,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标志着劳教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将逐渐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所取代。 这项饱受诟病的制度为何迟迟岿然不动,直至沿用了近60年后才走向终结?在终结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 本案例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终结分析框架整合,运用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要素,对以政策终结为主要特征的劳教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分析。 二、分析框架 (一)政策终结理论 政策终结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形式,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评估后采取必要措施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的一种政治行为。根据终结目标的不同,将终结分为功能终结、机构终结、政策本身终结以及项目终结。具体可细分为代替型、分离型、合并型、渐减型、断绝型。终结类型主要包括政策废止、政策替代、政策合并、政策分解、政策缩减及政策法律化。 公共政策终结是支持和反对终止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政治过程,原有政策的反对者、替代性政策受益者和改革者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重要力量。 已有研究聚焦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与终结策略,较少涉及政策终结的逻辑过程,未能对政策终结的议程设立、行动者与终结的发生机制给出详细论述,从而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对此,多源流理论为理解政策终结的逻辑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二)多源流理论 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将公共政策制定视为一个充满模糊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场域,其中,并行流淌着三股独立的源流: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当问题得到清晰界定、政策方案准备充分、政治动力充足时,三条源流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汇合,大大增加某一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的概率,这一关键时刻被喻为“政策之窗”。 (三)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 该框架基于多源流理论经典分析要素(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政策之窗、政策企业家等),将相邻政策领域的溢出效应作为政策之窗触发机制纳入框架,同时增加了多流的动态分析要素,即公共政策能否被成功的终结取决于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三者合力冲破终结障碍的可能性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终结分析框架 三、劳动教养制度替代性终结:“政策之窗”的关闭与重启 (一)收容审查制度废止与收容遣送制度废止的溢出效应 收容审查、收容遣送和劳动教养是中国人权保护的三大制度性威胁。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通过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收容审查制度与劳教制度的废止实际上否定了劳教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二)第一次政策之窗的稍纵即逝 1. 问题源流显现:固有弊端与执行扭曲 首先,劳教制度缺乏法律依据,与宪法和上位法存在明显冲突。 我国宪法、《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动教养非经正当司法程序,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直接做出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严重侵犯了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违背了程序正当原则 其次,劳教制度有违罪刑相适原则。 劳教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惩戒那些严重违法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是一种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惩罚形式,但这个理应“轻于”刑罚的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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