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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宫廷佛经出版考略 唐代佛教盛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有大规模的抄经活动，虽然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有了初步发展，但据史料特别是出土的敦煌文书考证，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依靠书手手抄而成。因此唐朝被誉为古代写本时代最鼎盛的时期。以往对唐代抄经多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去研究，而未将其纳入出版学的范畴。本文之所以称唐代抄经为“出版”而不是通常研究提到的“抄写”，是因为这是由宫廷(官方)组织的目的明确、规模宏大、由官员主持监制、由专门机构和人员抄写、规格用纸装帧统一、有严格的三校四审制度并有流通去向的活动。按照目前学界“大出版观”内涵，认为具有一定规模、有某种载体承载、有相关制作过程并最终公之于众的活动，即可称之为出版行为。而考察中国古代出版于何时诞生的依据，即“是否实现公众传播”， “这是从出版活动的目的与结果去判断出版是否诞生”。因此唐代宫廷佛经抄写即可认为是唐代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 凡官方抄写的经文其“正文前面要写题目、撰者或译者”，这相当于今天图书的封面，而经卷尾要写题记，包括抄经年代、抄写者，校对者、审阅者姓名等，由中华书局2021年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可见一些写卷特别是宫廷佛经的尾题已经具备了相当于今天图书版权页的诸多要素。通过对这些题记的研究。可以得出写卷制作的大致流程。现仅以唐代咸亨元年到仪凤二年抄写并保存于敦煌石室的《妙法莲华经》为例，对唐代宫廷佛经出版作一考略，由此可推知唐代写本出版的概貌。 一、出版目的与规模 唐代官方修书一般都有明确的出版目的。咸亨元年(670)九月甲申，武则天之母杨氏去世，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其佛教思想的熏陶，武则天自幼也皈依佛门。因此武则天发愿敬造三千部《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为已逝父母追福，以写经来造功德是当时的社会风俗，但武则天抄经的目的远不能用崇佛这一简单方式来解释。东汉末年佛教传人中国，为了生存发展，佛教一直努力走上层路线，通过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乃至皇帝的接纳而得以流传。所谓“不依国主，法不得立”。因而服从政治需要也成为佛教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由宫廷组织的佛经抄写传播活动，在本质上也属于一种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法，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实行教化。营造利于政权稳固的意识形态。武则天统治时期是唐代崇佛的第一次高潮期。武则天自永徽元年入宫，其后晋位中宫，特别是高宗显庆以后苦风疾，政事多决于武则天，她的所有活动无不打上鲜明的政治印记。可以说，咸亨至仪凤年间这次大规模的写经活动为武则天将来利用佛教统治打下了基础。武则天对于佛教，既有发自内心的虔诚，更有政治目的的需要。 此次写经始于咸亨元年(670)，持续到仪凤二年(677)为止。其中《妙法莲华经》为7卷，三千部共*****卷。这样大规模的宫廷写经活动持续了七年之久，可谓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 二、出版机构及人员组织 唐代官方出版机构有史馆、集贤院、弘文馆、秘书省、崇文馆等。其人员基本上形成了有主持人或负责人——监、判官，主要编校人员——书手、详阅、修纂，复制人员——宅p书手、群书手、楷书手，装祯人员——熟纸匠、装潢匠等诸多人等的一整套体系，为叙述方便，现摘录写卷S，4551《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尾题，并将中华书局2021年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所见19件带尾题的《妙法莲华经》列表如下，以此为例讲行探讨。《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尾题： 成亨三年(672)八月廿九日，门下省群书手刘大悲写。用纸二十二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书手刘大悲，再校胜光寺僧行礼，三校胜光寺僧惠冲，详阅太原寺大德神苻，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使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尾题中所列“群书手”即唐政府机关配备的专门抄书的人员，书手除了平日抄写公文外，还兼事抄书、抄经。他们写的经，都是官本。书手都是经过官方选拔的，唐统治者非常重视书法，将书法的优劣作为选官的一个标准，书手选取的多是书法优秀的官宦子弟充当。书手普遍设置于门下、中书、秘书诸省之文化图书机构，从《唐六典》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官方出版机构的人员配备情况。 门下省是“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下而统大政者”的机要之司。弘文馆是隶属于门下省的一个文化机构。负责整理校勘典籍，教授生徒，对朝廷典章礼仪的建设起参议作用。《唐六典》卷8《门下省》载弘文馆设“校书郎二人，学生三十人，令史二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揭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据上表可知，高宗初年门下省还设有群书手一职。如表所示。赵文审、刘大悲、成公道、王智苑等书手就是隶属于弘文馆。中书省下设集贤殿书院和史馆，《唐六典》卷9《中书省》载“集贤院学士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