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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墨迹草书式微原因探究 从二十世纪以来出土于甘肃、内蒙、陕西等地的竹木简牍来看，草书占有相当比例，且达到较高水平。这说明在汉代通用的书体当中，除了篆隶书之外还有草书，不少皇帝大臣喜欢草书，如王莽在位时经常赞誉陈遵尺牍，后汉明帝甚爱北海敬王刘穆草书，汉章帝尤喜杜度草书，曾诏令其用草书奏事等。上有所好，下必行之，大大推动和刺激了草书艺术的发展，于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善写草书的书法家，如史游、杜度、张芝等。汉代习草之风盛行，《非草书》中有详尽的描述：『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纸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觚出血，犹不休辍。』更甚的是小孩启蒙教育也学草书，『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不仅如此，还出现了珍藏草书作品的风气，《汉书-陈遵传》云：『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人们把草书作品当作艺术品来收藏，说明草书在汉代已经成为一门自觉艺术了。而草书理论的出现则从另一面印证了其繁荣，书法史上流传下来最早的两篇书论崔瑗《草书势》和赵壹《非草书》就是专门论述草书的。可见，草书在汉代盛极一时。 然而，浩如烟海的草书墨迹资料竟然没有一件流传于世，几乎在人世间消失了，而随着大量汉代竹木简牍的重见天日，我们才有幸见到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通过对其搜集、整理和研究，众多疑惑被解开。汉以后草书实用价值减弱 魏晋时期，草书沿着符号化、艺术性和统一化的妍美方向发展。为了与当时的新体草书相区别，出现了章草、今草和大草的分类，人们把汉代流传下来的草书称之为章草。今草的实用价值大有压倒章草之势，章草的『古质』之风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魏晋时期大多数书法家都擅长草书，诸如索靖、陆机、皇象等。然而，此时草书的实用价值开始衰落，没有了汉代全民参与的习草盛况，成为部分书法家擅长的书体之一。这一时期的实用书体主要是楷书和行书，而且行书使用更为普遍，蒋善国在《汉字学》中说：『从魏晋以来，在实用方面差不多和真书同样被人们重视和使用，代替了草书的基本作用，普通写信、写文稿、抄文件、记录、写日记、写账簿，没有不用行书的。』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北朝受大量碑刻书法影响，以楷书为主；南朝延续魏晋传统，以易识易写的楷书、行书为主。而草书却在不断追求书写规范性和技法表现性的同时，逐渐走向符号化，实用空间逐渐萎缩。隋唐之后，楷书、行书盛行，草书逐步退出实用的历史舞台，尽管尚在社会中流行，但主要作为一种古来相传的书体存在，成为少数书法家追求的艺术形式之一，此时汉代草书资料已销声匿迹，『章草法绝久矣。』兀明章草大有复兴之势，崇尚古法，尽管出现了赵孟頫、宋克、傅山等名家回归古典章草书风，但因经典墨迹草书资料稀缺，师法范本多是一刻再刻、真伪难辨的刻本，且多以楷书笔法书之，汉代质朴、率意、古拙之气荡然无存。清代，台阁体和馆阁体盛行，甚至『不知有汉』。清代中叶之后，有识之士发现帖学屡经翻刻、面目全非，于是转向南北朝碑版石刻文字。民国时期，碑学中兴，书法家多碑帖融合，尽管于右任不遗余力地倡导『标准草书』，认为其可以『节省国民之时间』『关平民族之前途者至切！』然而草书的实用功能早已消失，难以扭转。 总之，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字、书体都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字本身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魏晋之后汉代墨迹草书资料缺失 魏晋之后，汉代草书资料罕见，致使后世书家难以窥其本来面目，虞觫《论书表》中记载王羲之以草书答庾亮，庾翼看到后复王羲之书：『吾昔有伯英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可见，这时汉代名家『草书妙迹』如凤毛麟角，仅有的几件真伪难辨的传世名家草书刻帖便成为人们学习和了解汉代草书的唯一资料。启功先生说：『汉简北宋出土者，早已无存，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已经转相临写，非复原来面目。明清人所见汉人字迹，莫非碑刻。』 汉代草书资料缺失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简牍出土之日便是毁灭之时。古代文物保护水平相对较低，没有先进的考古技术和科学的保存方法，且竹木简牍资料本身难以保存，故能传世者实属罕见，加之临池学书之人多以名家名帖为主，很少有人乐意将这些难以辨认、并不实用的竹木简牍文字当作范本来临习。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汉代草书潜在的艺术价值认识不足，难以引起高度重视。宫廷收藏历来非常讲究，即便是名家作品也要进行严格审核，内容中如有『死罪、丧、痛』等不吉利字眼者，不予收录。 其次，历代出土数量有限。据《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简牍帛书二》记载，西晋至北宋先后共有五次出土汉代简牍，具体如下： 晋武帝元康年间在河南嵩山出土东汉明帝时期策文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