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十八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之探因概要.docVIP

十七、十八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中心之探因纲要 十七、十八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中心之探因纲要 十七、十八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中心之探因纲要 十七、十八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中心之探因 [ 08-08-05 17:49:00 ] 作者：余三乐 编 辑：凌月仙仙 中国人 华夷大防 的观点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则发展到至高无上的程度，直到 16 世纪末，即朱明建国 200 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入朝为官，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波 罗。这固然是由于明朝始建于一次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民族战争，加之身世于贫困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同时也反应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失去了 无分夷夏 、广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而将国门日益一日地禁闭了起来，特别是发生了自东南沿海直到邻国朝鲜与海上敌国日本旷日长久的战事以后。中国长达数百年的 闭关自守 就是肇始于明代。 但是，就在刚交 17 世纪的时候，数以百计的西方人到达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埋葬在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这里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流传，或经过这里向其他地域扩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沟通与碰撞的生动活剧，一直延续了两个世 纪，这个关闭帝国的关闭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疆域上 ( 除澳门以外 ) 中西文化沟通的中心。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在 1773 年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后明显减弱，到 1793 年马嘎尔尼勋爵访华失败，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① 这是一个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又影响于世界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一 使中国关闭的国门稍稍有所松动的，是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使北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沟通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这些以利玛窦为代表采取 适应政策 和科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 1574 年新任的耶稣会印度视察员范礼何在澳门住了 9 个月，认真察看了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澳门 那些改变崇奉的中国人必须改用一个完完全全的葡萄牙名字 ( 不只是是受洗的名字 ) ，甚至必须衣着葡萄牙人的衣裳 。范礼安认为 这种倾向是被中国的文化所拒绝的 。他经过察看和谈话还认识到， 中国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平时不携带武器；他们的上层贵族居住在有城墙围绕的城镇中，衣着长长的衣袍，吃着丰富的饭食，对僧侣 ( 即佛教的和尚 ) 不怎么尊重；重视文学的研究，特别注重学习。 他察觉到 这些中国人与外界没有什么朋友关系，也不与外国人社交。 对负责东方传教事务的范礼安来说， 在明王朝的统治下那禁闭的大门怎样向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打 开，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可是 葡萄牙人对在澳门的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所推行的一套办法例应当被抛弃 。范礼安确信， 起码要有一位耶稣会士应当学会用中国语言谈话、阅读和写作，然后才能较深入地认识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文明。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罗明坚首先被派到澳门。他改变了过去葡萄牙人 的态度，使自己的行为举止遵照中国人的民俗和礼节。学习中文，树立起 尊重中国人的民俗习惯的思想 。他还到中国内地成立定居点，这是耶稣会士 适应政策 的初步和最重要的内容。 经过对中国政治、社会构造的逐步深入的察看和剖析，耶稣会士认识 到，要想在中国成功地流传福音，非要争取到最高统治者 -- 皇帝的批准不可。利玛窦在 1588 年 9 月的一封书信中强调说： 如差遣神父们出使中国，非得有皇帝的正式许可，或他属官员的同意不可。 他认为， 最大的困难，是怎样晋见皇帝 ?怎样进入朝廷 ? ②并为之作了积极努力的探索。 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人，是利玛窦传教策略之一。这第一是为 了改变中国人传统的认为 外国人是食人生番 观点，而证明西方也是 文明社会 ；第二，使传教士们不单改穿了文人的服饰，也显示出学者的修养，因而得以进入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文人学者的社交领域，进而结交官员朋友，争取他们 的帮助，达到自己的目的。 1601 年他终于进入了帝国的国都，并且将明王朝延续了 200 年的 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 的法律翻开一个缺口③，获得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近似于正式官员的朝廷颁发的俸禄。他虽然没有真实地见到皇帝，但 间接地与皇帝成立了联系；他虽然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可是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他生前获得在北京市内建造教堂的许可，死后又得到了靠近城市的墓地④。 这都显示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容忍。他已经在客观允许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 从 1601 年进入北京，到 1610 年去世，这十年是利玛窦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