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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需加强国际合作和对话 如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不仅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在近日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IFF）上，中欧碳定价成为一大热门话题。碳定价未来作用至关重要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国承诺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所谓“碳达峰”指的就是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后会进入到平稳下行阶段，而“碳中和”简而言之就是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IFF副主席、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则介绍了欧洲碳市场的基本情况和碳定价机制。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表示，碳定价需要考虑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同时在不同的地区，碳价格应该是有区别的，因为各个地方经济的特点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因而碳价格当然应当也不同，但这个价格应该是稳定性的，它不能动荡得太厉害。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还建议中国可以考虑借鉴很多国家已有的经验，未来采取碳定价和碳税同时搭配进行的模式。国际能源署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高级能源分析师西里·卡西萨也表达了对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是有特殊优势的，因为很多人士有很多经验，这样能够促进改革和改进，这样可以更好地试点碳交易系统，并且获得更大的进展。中国的碳交易市场的功能和作用能够帮助中国达成长期的目标。”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绿债市场，去年已经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今年即将启动的碳市场配额将近40亿吨，这个数量是超过欧盟的，也是世界最大的碳市场。因而中国市场需要具备广度、深度和弹性，能够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反映外部性成本的碳价格信号。”加强国际合作谈到具体的碳交易，IFF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元丰设想可以把碳交易个人化，他说：“随着系统不断完善和成熟，我们会有更多个人的和中小企业的碳交易，让他们都能纳入到碳交易中来，让全民参与到碳交易和碳定价中，使消费者真正参与其中，从而让他们亲身了解生产出的产品哪些是高碳，哪些是低碳，最终使其不选择高碳产品，自主进行节能减排。”“碳价不应该过低也不应该过高。如果太低，碳排放者就不会在乎排放；如果太高，对企业、消费者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中国循环经济学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卫权说。梅德文强调，碳减排要从目前比较软约束的减排转向更强力度的减排，或者说总量减排；碳核算要更加直接、严谨；市场主体要从控排企业为主体转向控排企业、非控排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个人并重；产品要从现货为主转向现货、期货、衍生品并重，实现风险转换功能、流动性转换功能；配额的分配方式，要从免费分配转向“免费+有偿分配”；重点控排行业要从八大行业转向达到一定排放标准的排放设施；从代理开户结算中间服务转向交易做市商等主动行为；中介服务机构从提供咨询、监测等服务转向挖掘、分享和套利等主动行为；市场格局要从区域到全国，从国内为主到国际市场对接，最终走向国际。“我们要将碳排放社会成本从狭义碳价格转换为绿色溢价，这是一个更加综合的治理概念。”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所谓绿色溢价就是清洁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降低绿色溢价，促进经济主体更多使用清洁能源，有三个手段：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公共政策投入来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二是通过碳排放价格来提升化石能源的成本；三是文化、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社会治理手段。法国碳定价委员会主席阿兰·奎内认为，实现碳中和的方式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创新，还有是国际合作。“对于碳交易市场不仅是价格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在价格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主要是关于范围的问题。另外，国家应当利用碳定价这种激励使得企业和个人能够取得比较容易获得的成果。”阿兰·奎内说。关于国际合作，IFF副主席、欧洲碳定价行动小组主席、法国前财长阿尔方戴利表示：“只有世界上的三大经济体也是三大排放者，中国、美国、欧盟开展合作，这样才能推动碳定价，同时这三者之间的合作会对全球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中国和欧洲都在碳市场方面采取非常积极的措施，他希望中欧能一起推动美国建立碳时长，实现能源转型的根本转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指出，中国碳定价或者碳相关的政策制定是不断严格的。而碳定价可能在未来碳达峰和碳中和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由碳中和本身系统性、引领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决定的。此外碳定价的机制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机制，而是人为的市场，无论是总量的设定，还是减排的速率和方向都需要确定成本。对于未来中国碳市场的建设，王毅建议，要从目前的配额以及整个交易过程中碳价的走向对碳价做更好的分析；要逐步明确宏观政策，包括明确碳排放峰值和明确的行业政策等；要确定碳定价的协调机制；未来中国的政策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