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经济学，反推式变革的七个思考.docxVIP

碳中和经济学，反推式变革的七个思考 实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力，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实现碳中和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又带来什么发展新机遇？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人类经济活动有很多外部性，大部分的外部性是局部的，在一定范围之内，比如金融风险，比如土壤污染。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和人群。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应对新冠病毒肺炎，接种疫苗不仅保护自己，也限制病毒的传播，后者具有全球性的正外部性。每个国家接种率达到70%—80%就可能达到全球的群体免疫，如果只顾自己，单个国家即使100%人群接种也难以保证根除疫情，因为其他国家的病毒传播可能导致病毒变异，使得疫苗失效。但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疫情相比有一个重要差异，后者的影响是当下的、效果也比较明确，前者涉及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响，效果的体现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跨时空的负外部性使得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私人部门参与的动力尤其小，自由市场调节机制作用很有限，纠正外部性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那怎么纠正负外部性呢？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一个关键的概念是碳价格，其衡量的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作用机制是通过付费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转为使用者成本，促使经济主体降低能耗，同时从化石能源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转换。碳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格，以弥补碳的市场价格的缺失，后者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在政策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下由交易双方形成价格。碳交易涉及碳排放量许可设定和建立新的交易机制，量的可预期性比碳税情形高，但价格的可预期性低。碳的交易价格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周期和技术进步等。在经济衰退时，碳排放需求下降，碳价格下降，经济繁荣时，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升。碳税和碳交易作为纠正外部性的工具，都有其价值，两者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设计得当，两者都可以发挥有效作用。难点是确定碳税的水平和排放配额分配，太松难以起到约束和激励作用，太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太高，根本的问题还是如前所述，赋予每一吨排放的碳以货币价格，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绿色溢价：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具体来讲，绿色溢价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降低碳排放。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概念。但绿色溢价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相较碳价有三个优势。首先，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如果说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格”不足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的干预，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降低绿色溢价可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公共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制定，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其次，绿色溢价衡量的是现状，而估算碳价涉及对长远不确定因素的评估。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第三，碳价格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的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对不同行业绿色溢价的估算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可行性。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时间点与指标。我们的行业研究团队估算了8个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的绿色溢价，当前场景下非乘用车交运以及建材行业（水泥、玻璃等）的绿色溢价分别是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1-2倍。技术相对成熟的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也有3%-17%的绿色溢价。这说明仅依靠市场价格提供的利益驱动机制，绿色转型的动力欠缺，而这8个行业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8%。我们用8个行业的碳排放占比作为权重，估算当前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在35%左右，其平价（即绿色溢价为零）隐含的碳价在377元人民币/吨碳。这个水平在国际研究文献估算范围（37-266美元/吨碳）之内，但如上所述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异。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也估算了2015年以来的8大行业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由此形成的中金绿色溢价指数显示，清洁能源转换价格在近几年明显下降（但背后不同行业的差异较大）。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载体：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其所要求的幅度可能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理想的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