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以杭州地区试点改革情况为样本.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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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12 发布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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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以杭州地区试点改革情况为样本.docx

? ? ? ? ?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 以杭州地区试点改革情况为样本(~) ? ? ? ? ? ? ? ? ? ? ? ? ? ? ? ? ?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2016年9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杭州成为全国18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城市之一。全市检察机关把握制度要义,积极主动作为,实现了制度的基本设想,提高了诉讼效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但实践中仍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制约了改革的深度推进。本文以试点地区办案情况为样本,分析实际困境,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这项改革不断完善和深化。 一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行的总体情况 从杭州地区认罪认罚试点工作的积极作用看,整体上加快了案件的流转速度,提高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意愿,降低了办案的难度和司法成本。 (一)适用比例逐步提高 2017年1至9月,杭州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案件有5221件,适用率为46%。而在试点初期,各项制度尚在构建中,适用率并不高。2017年1月,全辖区基层检察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为35%;此后,随着量刑建议标准、文书制作等细则的出台,至9月,适用率提升至64%,有近80%的检察院适用率超过50%,亦即杭州地区一半以上的案件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超过一半案件的被告人因认罪认罚,获得了较基准刑期更为轻缓的刑事处罚。 (二)盗窃、危险驾驶案占主体并呈多样化趋势 综观所有认罪认罚案件,盗窃和危险驾驶案的数量占大多数,二者合计占77%;其余罪名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诈骗、赌博、毒品类案件,分别占10%、5%和3%。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进,适用的案件类型从一罪的单一型案件向数罪并罚的复杂案件拓展;从早期量刑档次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向量刑档次在3年以上甚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扩张;从简单的危险驾驶、盗窃等参照量化标准的案件向贩卖毒品、保险诈骗、行贿等具有多重考量因素的案件类型延伸。当前,杭州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的刑事案件已涵括刑法的四十余种罪名。 (三)特殊程序有效对接,办案的科技含量提高 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过程中,不起诉、刑事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非刑事普通庭审程序的有序衔接,很好地起到了诉前分流、繁简分流的作用。2017年1至9月,共对921件认罪认罚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占18%,这是轻罪起诉便宜主义的有效体现。从庭审程序看,以刑事速裁程序案件审理2900件,以简易程序案件审理1126件,只有76件采取普通的庭审程序,分别占总数的71%、27%和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速裁程序在适用条件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甚至可涵盖速裁的全部范围,使得速裁案件的比例较高。可以预期,今后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会更多地向疑难复杂案件倾斜,简易、普通程序适用的比例会逐步上升。 此外,“智慧公诉”有效推行,办案的科技含量提高,是试点工作的另一特征。对于在押的刑期在3年以下的行为人认罪的案件,普遍使用远程提审、具结;对于法院同意适用简易和速裁程序的案件,也一般使用远程开庭。辖区内多地远程视频提审率达40%以上,有的基层检察院远程视频出庭率达起诉总数的66%,技术辅助办案的效果明显。 (四)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采纳率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刑建议是否合理并最终被审判机关采纳。杭州市检察机关普遍采用精确量刑建议与幅度量刑建议相结合的模式;个别检察院采用精细化的量刑建议,对主刑和附加刑的量刑建议全部精准到点。从实践效果看,各基层检察院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被采纳率普遍在95%以上,有效提升了量刑建议的权威性和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意愿。 (五)轻刑案件占大多数,被告人上诉率低 2017年前三季度,杭州市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已被判刑的4317人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罚金、免于处罚等轻刑的比例在90%以上,超过10年刑期的重刑案件仅为3人,目前尚无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判决后被告人上诉的有86人,占2%。可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告人真心认罪伏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二 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多重困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承载着司法文明和进步的理想,在试点运行中发挥出积极功效。但司法实践的复杂性以及现有法律法规对某些问题尚无明确规定,甚至与试点制度存在一定的矛盾,使得这项制度的深度推进面临许多困境。 (一)值班律师定位模糊,适用需求与现实供给存在矛盾 根据“两高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1],值班律师似乎只是程序性参与的“见证人”,但其“辩护人”的性质又未被否定,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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