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纵横结合的协商机制与仲裁机制.docxVIP

? ? ? ? ? 基于纵横结合的协商机制与仲裁机制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边界刚性约束是引致区际利益非均衡的直接原因；经济的空间溢出要求区际纳什均衡突破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突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需要各地方政府间建立常态化的横向协调机制，即协商机制。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是引致区际利益非均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地方政府自发式的协调较难实现区际纳什均衡，这就需要中央政府设立权威仲裁机构进行纵向协调，即仲裁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路径选择是纵横结合。 一 经济空间溢出、行政边界刚性约束与协商机制 （一）经济空间溢出 Martin 和 Ottaviano（1999）首次把内生经济增长引入新经济地理学中，在他们的全域溢出模型（GS模型）中，资本存量产生的溢出效应影响新资本的形成成本，从而促进进一步的资本积累。Baldwin，Martin 和 Ottaviano（2001）提出了局域溢出模型（LS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资本存量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新资本形成成本的影响，在不同的空间是有差别的。因此，该模型把溢出效应与空间结合起来，分析了溢出效应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以及对内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上述两个模型均证明了经济在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并且对产业转移以及经济的空间分布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经济空间溢出的检验——空间局域自相关 Anselin（1995）提出了局域Moran指数Ii（Local Moran index），或称LISA（Local indicator of spatial association），它是一种描述空间联系的局域指标，用来检验局域地区是否存在相似或相异的观测值集聚在一起。区域i的局域Moran指数Ii用来度量区域i和他邻域之间的关联程度，被定义为： x是经济属性值，为了更好地测度区域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本书采用县域GDP值，ω为空间权重矩阵， ，当区域i和区域j邻接时，记ω=1；反之当区域i和区域j不邻接时，记ω=0。空间权重矩阵按照邻接方式可以分为三种：一阶邻接、二阶邻接和高阶邻接。所谓一阶邻接是指两个区域拥有共同的边或定点；二阶邻接包括一阶邻接，还包括间接邻接，即相邻之相邻；高阶邻接则辐射范围最广，空间溢出效应最为明显。本书采用高阶邻接方式，依据k个最近邻域方式（K-Nearest Neighbor）生成空间权重矩阵ω，即i区域周边k个区域均记为邻接区域，记ω=1；k个区域以外的区域记ω=0。由于京津冀共计177个县域单元，所以k的取值范围为0～176，经多次试验k取90空间溢出效果最佳。 Moran指数Ii的统计检验结果可以通过Moran显著性地图反映。Moran显著性地图按局域空间自相关类型将区域单元划分为高属性值—高属性值（H—H）、低属性值—低属性值（L—L）、高属性值—低属性值（H—L）、低属性值—高属性值（L—H）四种类型。高属性值（H）—高属性值（H）是指具有较高的观测值（县域GDP值）的单元，其相邻区域的观测值也较高，低属性值—低属性值（L—L）是指具有较低的观测值（县域GDP值）的单元，其相邻区域的观测值也较低，则H—H代表高值的局域空间集聚；而高属性值（H）—低属性值（L）代表具有较高观测值的单元与具有较低观测值的单元相邻，低属性值（L）—高属性值（H）代表具有较低观测值的单元与具有较高观测值的单元相邻，则H—L、L—H反映局域空间分异。 本书分别采用2004年、2012年京津冀地区177个县域单元为统计样本（宣武区已划入西城区、崇文区已划入东城区），采用177个县域单元的GDP值，依据式4.1进行局域自相关检验，对比八年间京津冀地区是否发生了显著的经济空间溢出效应。 （三）行政边界刚性约束与区际协调 图4-1 京津冀局域自相关Moran指数图（2004） 表4-1 京津冀空间经济溢出效应（2004） 图4-2 京津冀空间局域自相关Moran指数图（2012） 表4-2 京津冀空间经济溢出效应（2012） 图4-1、4-2中的白色区域多为京津冀西北部山脉，所以白色区域经济相关性并不显著。图4-1为2004年京津冀局域自相关指数图，从图4-1及表4-1中可以看出，经济空间集聚仅发生在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滨海新区、唐山、廊坊等个别区域，而到了2012年，如图4-2及表4-2所示，经济的空间集聚发生在海淀、朝阳、东城、西城、丰台、石景山、昌平、顺义、通州、大兴、固安、廊坊、武清、北辰、河东、河西、河北、和平、南开、红桥、东丽、西青、津南、宝坻、滨海新区、唐山、遵化、迁西、迁安、秦皇岛、承德、石家庄、保定多个区域。八年的时间，京津冀地区经济空间集聚的范围在显著扩大，说明经济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行政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