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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及发展 摘要：古诗词艺术歌曲是我国经典古诗词与音乐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特色的声乐体裁，是上个世纪早期留学归来的音乐家、作曲家根据我国独特的文化元素所创作的一种声乐形式。经过几代人的创作和努力，我国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已经成为代表我国独特声乐文化的一颗明珠。基于此，本文根据时间顺序对我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和发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探究，为更好的认知古诗词艺术歌曲提供一定的知识梳理基础。 关键词：古诗词艺术歌曲；歌曲创作；发展 一、引言 与其他体裁的歌曲相比，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显著特点就是其歌词全部从我国古典的诗词中得来。我国的古典诗词具有意境高远、内涵深邃和神韵独特的特点，是我国灿烂文化史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篇章。将古典诗词与歌曲进行融合，创作出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不仅提升了音乐创作的内涵，创新了音乐创作的视角，而且还将我国古典诗词用一个独特的途径进行传颂和宣扬，在经典文化传播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发展历程 根据歌曲创作的技法，可以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以青主、黄自为代表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浪漫派创作技法、以谭小麟为代表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亨氏十二音序列作曲创作技法以及以罗忠镕为代表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技法。第一，第一阶段——欧洲浪漫派创作技法。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发展起来的欧洲浪漫派创作技法是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青主和黄自。其中青主在1920年创作的《大江东去》这首古诗词艺术歌曲被看做是我国艺术歌曲发展的鼻祖。黄自先生是这一发展阶段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的佼佼者，分别以谱写了白居易的《花非花》、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和辛弃疾的《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等诗词歌曲，在黄自先生的诗词歌曲中既蕴含了欧洲浪漫派音乐的韵味，又体现了这些古诗词本身的内涵，将两者之间进行融合创作，刻画了十分形象生动、内涵丰富的歌曲形象[1]。黄自先生的诗词创作理念对这一时代甚至是后来的很多的音乐作曲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第二阶段—亨氏十二音序列作曲创作技法。20世纪40年代的亨氏十二音序列作曲创作技法的代表人物是谭小麟先生。这位留学美国的作曲家曾在现代作曲大家亨德米特座下学习，深受亨德米特的现代作曲理论的影响，并将现代作曲理念引入到我国的音乐作曲教学当中，但是谭小麟先生在引入亨德米特的现代作曲理论和技法的过程并不是“照搬照抄”的，而是通过我国传统文化基础对亨德米特的创作理念进行再解读、再创新，将古典诗词融入到现代音乐作曲中是谭小麟先生的一个独特特点，在强调创作民族性的理念基础上，谭小麟先生创作了张九龄的《自君出之矣》、辛弃疾的《正气歌》和朱希真的《鼓浪矶》等精品歌曲，这些精品中展示了现代作曲的娴熟技巧，又体现了纯熟独特的民族风格，这为后来的歌曲创作者带来了启发和创新。第三，第二阶段—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技法。罗忠镕先生被看做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技法的代表人物，他在1980年创作发表的《涉江采芙蓉》是一首严格按照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技法进行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这首歌曲同时也被看做是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技法在我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的开山之作。作为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技法的第一人，罗忠镕先生突破了当时错误政治化观念对音乐作曲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歌曲创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意义的尝试和探索，在罗忠镕先生之后，先后有很多的作曲家开始尝试将西方的十二音技法与我国的古诗词作品进行融合创作，为我国现代音乐创作开创了先河[2]。罗忠镕先生一生创作的作品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体裁丰富多样，他的这种现代创作技法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被看做是我国现代音乐创作发展过程中一座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三、我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发展的分析 古诗词成为作曲家钟爱的对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原因，即古诗词本身具有的独特内涵，或是清新淡雅，或是深沉隽永都为作曲家的思维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体裁和广阔的现象空间。另一个原因即主观方面的原因，即这些作曲家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且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古诗词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感情[3]。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发展的特点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基础是古诗词，但是风格却各有不同，例如黄自先生的古诗词歌曲具有浪漫的抒情和昆曲的音调混合，而谭小麟先生的则偏好在重奏乐方面的室内风格。其次，不论是哪一个时代的古诗词歌曲创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西方现代创作技法与我国的古诗词进行探索融合，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出国留学，受到西方作曲技法的影响，同时又对我国的古诗词文化有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