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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景下的政策企业家形成、类型与功能 摘要：随着政策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公共政策创新的需要使得政策企业家成为解释中国公共政策创新的重要理论工具，由于体制、环境等与西方不同，政策企业家逐渐形成具有国家特色的解释。梳理发现，以政府内外为界可以划分为政府政策企业家、非政府政策企业家以及跨体制政策企业家，其中非政府政策企业家和跨体制政策企业家又可被称为准政策企业家，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作为政策参与主体发挥着促进政策创新的现实功能，而政策企业家话语又为政策过程增加了新的解释工具和视角。同时，是否处于政府内部并不是成为政策企业家的前提条件，甚至是否真正促成政策创新也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政策参与主体的特质、价值观以及行为逻辑才是验证的关键。 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或作为关键变量出现于议程设置、政策创新、政策变化等理论中，或发展形成一个独立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政策创新、政策变迁现象。随着我国政策科学的诞生、发展，政策企业家的概念与理论越来越成为解释我国政策过程的有力工具。由于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政策企业家理论在对国内政策过程进行解释的同时也是一个自身中国化的过程。因此对中国情景下的政策企业家研究进行梳理，既可以补充我国公共政策创新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后续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中西方政策企业家对比分析。国内现有的政策企业家文献，其述评多从中西方混合、以西方文献为主的角度论述，而我国正积极进行公共政策创新，政策企业家作为参与主体和推动者在创新实践和研究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借此契机，本文以本土政策企业家为对象，对其形成渊源、典型类型以及功能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一、形成渊源上个世纪中后期，政策科学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个人，加之研究者们将经济学中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引入政策领域，于是政策企业家的文献开始大量出现于西方学界。金登在多源流理论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政策企业家的概念，认为政策企业家可以串联起政策问题、政策理念和政策制定等步骤西方学界，自政策企业家话语诞生以来围绕教育、文化、外交等已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而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数十年来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取得了长足发展。建国以来我国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基本沿着“权威主导—经济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与此同时，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正以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试点”表现出来，所谓“试点”就是现在局部地区进行政策实验，然后将成功经验上升为全国政策并推广。在“试点”的过程中，一大批具有西方理论中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参与者诞生，他们经验丰富，以坚韧的意志积极推动政策创新。随着现代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扩大，公共政策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专业知识在其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而具备专业知识的各领域专家及精英参与政策过程顺势成为新的趋势在上述背景下，政策企业家视角下的中国公共政策创新研究开始增加，为此有学者指出政策企业家话语诞生于西方更适合联邦制国家政策过程的剖析一般而言，官僚是政策企业家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金登认为政策企业家存在于政策共同体之中（一）以地方主官、基层官僚、行政官僚为首的政府政策企业家中国地方主官在政策创新与扩散中不仅发挥决策功能，更在问题构建、议程设置、方案倡议、建立政策联盟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与西方国家的官僚相比，中国官员具有的制度优势——决策权的相对集中和政治流动，流动的官员带着个体职业经历和工作经验进入另一个具体职位和机构政府官员有着接近权力中心的天然优势，因而更容易成为政策创新的主要发起者，尤其是占据支配地位或获得上级支持的领导干部。但地方政府创新除了领导发起型之外，还包括基层发起型地方主官以决策者的绝对优势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发起者，街头官僚则因为其身处一线拥有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和部分自由裁量权也可以凭借集体的力量成为政策企业家。刻板印象中，我国的行政技术官僚以中庸、教条、被动的态度执行政策，但在既有案例中发现行政技术官僚也会以政策革新者的角色出现在政策过程中。朱亚鹏、肖棣文以南国市医保政策创新为例分析了该市社保局内部的行政官僚何以成为政策企业家，社保局行政官僚在政绩的激励下，基于自身技术专长和信息优势通过“构建政策议题，推销政策理念”、“设计创新方案，抓住政治机会”、“构建支持同盟，消解反对力量”、“创造政绩亮点，争取决策者认可”的四步行动策略达成医保政策的创新（二）以专家、公众人物、非政府组织为首的非政府政策企业家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成为必然趋势，公民参与意识逐步提高，建国以来的议程设置模式在此趋势下经历了从权威主导型向多元个体参与型的转换，但是大多数作为普通人的个体由于条件有限在政策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只有少数兼具能力与资源优势并且积极主动参与政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