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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政治动员地方实践研究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推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政策实施初期，面对这一新生事物，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呈现出担心、忧虑、违抗、抵触相互混杂的特点。为此，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度的政治动员。期间，出现了一些偏激化、极端化情况，基层干部的行为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越位、错位和失位现象。 关键词：统购统销；乡村政治动员；农民；乡村干部；行为越位 统购统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制度安排，它的推行，直接导致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规划社会变迁道路的实现[1]。统购统销要改变的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行为习惯，由此造成的震动、冲击会深刻影响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作为一种嵌入型制度安排，统购统销在地方实践中会呈现怎样的复杂面相，基层农民、干部基于自身的境遇有着何种思量、会有怎样的行为，乡村政治动员如何得以实现，产生了哪些不良的效应，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从历史社会学的区域视角加以深入研究，才能呈现出统购统销初期乡村政治动员地方实践中的真实图景和复杂面相。当下，围绕这样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重大制度，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探讨。一是政策、制度层面的宏观研究，其着眼的是中央政策的出台、推行和效果[2-4]；二是区域、个案的微观研究，其聚焦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在区域、地方的铺开和实践[5-7]。上述研究成果，政治学、历史学视角考察较多，历史社会学视角揭示较少；政策、制度宏大叙事式研究较多，过程、细节历史性刻画较少；过程描述揭示较多，对乡村社会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主体性刻画较少。为此，笔者拟以湖南省为中心，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揭示统购统销初期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分析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的政策、策略、方式和途径，以及乡村政治动员中基层干部的行为越位状况。 一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行为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话语。为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农业合作化的同时，推动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目的是要“在原料供给和市场销售两头”根本“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8]，以推动生产、流通、消费领域新的社会经济网络的形成，“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9]。统购统销要改变的是农民长久以来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文化、行为方式，对乡村社会震动很大。统购统销初期，乡村农民很多都觉得它是一件“稀奇事”“新鲜事”[10]，有的人担心、忧虑，有的人迷失、错乱，有的人违抗、抵触。区乡干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位置特殊，行为尴尬，他们中有的人有模糊认识，有的人有抵抗思想和行为，有的人对统购统销没有信心，有的人怕得罪农民，等等。（一）基层农民的心态和行为。首先，基层农民思想较为紊乱，生产情绪不稳定，怕统购，叫喊要减产，想摸政府统购的底子。有的农民说“多增产了粮食，反正政府都给统购去，生产冒得搞手（湖南方言，没有干劲的意思）”[10]，因而生产消极，轻农业重副业，轻水田生产重山土作物生产。黔阳县岩门乡农民胡××说：“去年吃一年白米饭，今年从八月起就开始红薯拌饭吃了，哪有增产。”[11]这样，有的干部下乡统购遭到农民的讽刺和谩骂，而有余粮、余钱的农民，则“私等涨价，看涨价”[12]，不愿把粮食卖给政府。其次，有的农民认为统购任务太重，生活口粮留得太少，农业生产压力大。有的农民说“农民背臭时（不走运），作田冒搞手”，“半夜望天光（天亮），越搞越精光（没有）”[13]，显示出对党和政府政策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悲观情绪。再次，农民积极分子情绪低落、行为失范。乡农民代表中很多人因为“怕挨骂”不愿参加会议，有的派子女顶替自己开会，有的则要多次催请才勉强到会。有的代表统购时“前怕狼后怕虎”，行为畏缩，不敢发挥带头作用。在乡代表会上，有的代表要么不发言，要么不耐烦地说：“我对政府统购冒得（没有）意见，算我好多，我就卖好多。”[11]（二）区乡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区乡干部处在统购统销的最前线，他们既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又身处农村社会的最基层。作为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如此才能保证自身位置的安全和政治上升的可能；而农民出身、身处基层的角色，又决定了他们对农村实情比较了解、对农民的体验感同身受。因此，模糊、抵抗、没信心、怕得罪等思想，反映了他们身处特殊位置中的尴尬、纠结状况。1.认识模糊，行为抵触有的干部抵触情绪严重，不认同党和政府的粮食政策。湘潭地区有干部抱怨“粮食是政府调走了”“不该大卖大买”。邵阳三公乡一乡干部讥讽说“社会主义是好，好就是钱和谷都由政府统一掌握，老百姓要一点发一点”。城步县乡干部徐××有余粮，对政府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