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的教育研究范式.docVIP

人类学视角的教育研究范式 一、人类学研究范式在教育研究中应用的检视 人类学独特的研究范式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人类学的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其文化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审视角度，其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式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一)人类学的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 虽然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的角度各异，但“人”无疑是人类学和教育学共同的核心课题:教育学注重人的发展，而人类学特别是哲学人类学派善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人的本质，其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人类学关于人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具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人类学家在思考人的本质问题时，将人与动物进行了区分，认为动物的各器官大多是指向并适应于一定的生存环境的，如蝙蝠的声呐系统、蚊子的定位系统等，正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动物的这种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规定了其在不同环境中的固定行为样式。而人的感觉器官和心理机能则是“未特定化”的，这使得人缺乏动物那种能适应环境的特定本能。但同时，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匮乏”也使其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人必须用自己的创造力来补偿这种“先天不足”。由此，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是开放的，原来具有否定意味的“未特定化”就变成了具有肯定意义的开放性。正如兰德曼(MichaelLandmann)所言，未特定化带给人类的不完善性，恰恰也使人类获得了双重自由，它“一方面从本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趋向创造性的自我决定中走向自由”。［1］二是人具有接受教育的需求。人的“未特定化”特征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人受到生存挑战，同时又使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而“使人能发挥出内在的巨大潜力、实现超生物性的转变、在巨大需求与广泛开放性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正确塑造自我的一个关键手段就是教育”。［2］换言之，人具有接受教育的需求。这一点，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也曾有言:“有人说，人是一个‘可教的动物’，这是一个不坏的定义，实际上，只有受过合适的教育后，人才能成为人。”［3］概而言之，教育离不开对人的理解和对人的价值预设，而教育研究的开展也须建立在对人的既定预设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一维度，我们说人类学的人观乃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人类学的文化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审视角度 卡西尔(ErnstCassier)在研究了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神话、宗教、艺术、语言、历史和科学等后，曾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他指出: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以自身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4］换句话讲，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使人类本质力量得以确证和心身能力得以延伸的正是文化，而使人类文化的保存、延续、发展和丰富成为可能的恰恰是教育。儿童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过程即是其接受教育，不断“文化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通过对其所属文化群体文化符号的认识、认同、使用，而学习、承继着本民族的文化，与这一文化学习程序相对应的人类学术语便是“濡化”(enculturation)。从这一角度认识和理解“文化学习”的内涵，“可为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与目标，适时调整教育内容，扩展教育空间，公正对待教育对象，摒弃不合理、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5］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如高考体制、课程内容、双语教育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层面的问题，唯有准确把握文化的内涵，方能妥善地解决上述问题。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现象，正是文化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与动物不同，人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由符号系统构成的宇宙网络中，而非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等是该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思想、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经验中取得的任何进步都使这一符号网络更为精巧、牢固。在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中，儿童的课程学习，如数理公式、文学艺术等多是基于由符号组成的人类知识之网。然而，无论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之网多么复杂、精巧，它也只是人类实在世界的表征，而非实在世界本身。而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人类对实在世界的表征要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换言之，制度化教育体系中，儿童所学知识的正确性是相对的。因此，在教育中，我们一方面应研究如何建立人类符号世界与实在世界间的联系，让学生的学习更灵活;另一方面，应让学生学会反思，勿把书本知识当成圣经，而要学会思考，鼓励想象与创造。 (三)人类学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式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实地调查(fieldwork)是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基本的研究方法，被称作现代人类学的“基石”，“常常被喻为学术上的成丁礼———一个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