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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平等起源分析论文 卢梭是从自由、平等、独立、没有私有和不平等观念的自然人开始论述人类的发展和不平等的产生的，“原始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以及作为人们固有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是怎样出现的。”2，卢梭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或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惭和羡慕。这些新因素所引起的紊乱，终于产生了对幸福和天真生活的不幸的后果。”[3]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耕耘法和农耕的出现，人们从最初对土地产品的占有逐渐转化为对土地本身的私有；而由于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人类就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并且随着文明进步，不平等状况不是缩小而是加剧，“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4]这样人类社会就一步一步的不平等起来了。在这不平等的过程中，第一步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对立，第二步是国家政权的产生，第三步是君主专制，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非线形系统，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社会的强化，从其构成要素（个人）来看，当然比过去更有知识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卢梭所说：“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裸体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8]，所以人类的个体能力与过去相比变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比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大不一样，在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的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且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在生物圈中功能越来越大，从分工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能专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职业，他（她）越是专于自己的职业，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就越紧密，越离不开他人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每个人都专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他（她）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就越来越强，这样，各个行业的能手的合作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冷漠的趋势，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温情，甚至邻里不相认。我认为现代社会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关系不是关系本身弱化的表现，而是关系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或关系，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人或关系，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厌恶的是这些人或关系太多、太杂，在我们的意愿之外不请自到，让我们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