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问题法律规制探讨.docVIP

代孕问题法律规制探讨 现代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加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出现，使得人类遗传基因的变异、疾病的滋生趋势也愈演愈烈。近些年来，不孕症的患病率逐年攀高，这俨然成为世界性的突出问题。代孕技术的出现，为诸多不孕不育者、高龄失独夫妇带来了福音，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壮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代孕技术具有“双刃剑”的性质。 一、代孕的界定及我国的代孕立法现状 （一）代孕的概念和分类。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露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疗水平的快速发展，代孕技术应运而生。代孕，原是一个专业医学概念，是指运用现代医疗技术，将委托夫妇中丈夫一方的精子或者人工培育成功的受精卵、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内，待代孕子女出生后由该委托夫妇取得亲权的一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根据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之间是否具有血缘关系为依据，可分为完全代孕、捐胚型代孕和局部代孕。完全代孕另称“妊娠型代孕”（FullSurrogacy)，是指将委托夫妇中丈夫的精子与妻子的卵子或者其中一方的卵子、精子与捐献的精子、卵子，通过人工授精方式将精子与卵子结合，再将受精卵移植入代孕母亲子宫而使其怀孕生子；捐胚型代孕另称为“捐精捐卵代孕”（DonatedEmbryosSurrogacy），是指将他方捐献的精子与捐献的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后移植入代孕母亲子宫而使其怀孕生子；局部代孕另称“基因型代孕”（GeneticSurrogacy），是指将委托方中丈夫的精子或者捐献的精子与代孕母亲的卵子相结合，并使代孕母亲怀孕生子。（二）我国的代孕立法现状。近几年，代孕在我国发展较为迅速，成为一个暴利的黑色产业[1]。由于当前我国需借助代孕技术求子的群体规模日益庞大、代孕市场日益火爆，加上代孕技术的愈发成熟完善，这就催生出一系列代孕公司、代孕网站。甚至在微博、抖音等影响力强的自媒体平台上，也不乏代孕广告的传播。我国当前对于代孕行为的立法规制仍是一片空白。到目前为止，我国只颁布了两部关于代孕行为的行政规章。2001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22条中规定了对上述两种禁止性行为的违反处罚。2003年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准则和伦理原则》，其中明确规定了禁止代孕技术的实施，并明确规定了对违反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医疗机构予以处罚的具体条款。从上述两处行政规章的有关条款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21世纪初对于任何形式的代孕行为，持有的都是绝对禁止的一刀切态度。 二、我国立法规制代孕行为的必要性 其一，我国的代孕市场庞大且杂乱。根据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协会联合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的不孕不育率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5%~3%攀升到12.5%~15%左右。中国人口协会在2013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不孕不育患者总量已超过4000万。代孕这一辅助生殖方式让众多求子心切的家庭，以违背国家行政规章的规定为代价，不惜重金、铤而走险去寻求代孕。当前社会，不乏一些公众人物例如荧屏上活跃的女星、运动员等为保持维持个人的良好形象，也开始寻求代孕方式来实现自己做母亲的愿望。还有一些新富女性、部分高龄失独夫妇、同性恋者，也是代孕市场的主顾。面对如此杂乱的代孕市场，我国立法却仍置若罔闻，这是极为不妥当的。其二，在法律规制下，代孕技术的运用可以缓解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中国如今已步入人口发展的深度转型期。伴随二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代孕是否合法之争再掀高潮[2]。2017年在《人民日报》刊发的“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报道中的第三期，其焦点就披露了当今社会热议的不孕不育与代孕问题。虽然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仍会长期保持在13.5亿以上，但人口增速已放缓，出生人口呈现下行趋势。代孕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满足不孕不育夫妇、高龄失独夫妇迫切的求子需求，也会提高我国新生儿的出生率，缓解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的矛盾。因此，应从立法上对这一技术的应用进行合理规制，使其从大局上服务于我国当前人口战略的发展。其三，必须通过立法对非法代孕机构进行严厉打击。非法代孕机构近几年愈发猖獗，媒体对形形色色的代孕报道可谓是屡见不鲜。由于代孕行业的暴利，代孕市场在暗地赖以滋生。代孕机构良莠不齐，一条代孕灰色产业链已经生成。在四川省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的关于“代孕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的高峰论坛上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全国从事代孕行业的中介机构已达到400多家。我国现行关于代孕立法的欠缺，是导致我国代孕行业发展不规范的重要原因。其四，代孕行为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