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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问题探究论文 一、几种先在的注释 争论更多地由对“不可使知之”的不同理解而来。众多先在的注释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愚民政策说。这种注释以“民”为“瞑”，谓其为“无知”之称；同时又以“应该不应该”释“可”。诠释者认为，孔子在这里强调“民”只能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力量，是负面的，因而不应该让其知道为什么要求他们这样做事的原因，“弱其志”，“使民无知”，强迫他们去做就是了。诠释者据此批评旧制度旧文化的内在封建专制属性，并反显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的原则是不证自明的。在此，意识形态总伴随着种种贬义而出现，它是一些他人的思想，很少是我们自己的，因而我们就本能地排斥它。 第二种，一声叹惜说。这种注释延续宋儒的说法，以“民”为庸凡之众，亦即《孟子?尽心上》所言之“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但却以“能够不能够”释“可”。诠释者强调，孔子在这里确实突出了民的某种有限性，但这一有限性并非仅仅基于孔子的私人判断，而是一种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的“事实”，如《史记?商君列传》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史记?滑稽列传》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等。诠释者认为，圣人设教，本欲人家喻而户晓，那样最好，但它却只是一个理想境界：实际上，如果能创造好的条件，比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让“民”能够跟着做，那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还想让他们都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候你就不能强迫了，得考虑到他们的头脑、程度、才具等的差异性。在此，意识形态问题被有意地淡化，因为在诠释者看来，社会问题是充满着矛盾运动的实体，而所有非对即错的观点自身就是意识形态的，都倾向于用自己所把握的简单化的真理来单方面地评判、处置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也就只能是空谈、诡辩的理论，仅有助于引起混乱而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第三种，民主精神说。在现代启蒙背景之下，此说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孔子那里“人”与“民”的差异，主张孔子是绝对民主，为孔子辩护。它又可以分为两说：一种是温和的新民说，另一种是积极的反意识形态说。新民说认为这里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者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是说，老百姓的修养足够高，可以公开选择投票，就给他们民主自由；如果他们的水平还不够，还不能实行民主自由，就要教育他、训练他，先使他知道民主自由的好处。而反意识形态说则认为，新民说所讲的民主其实只是“为民作主”，有强烈的宰制性心态，不是人民作主的现代民主。真正的现代民主不能是forthepeople，而只能是ofthepeople和bythepeople。所以这句话不用重新句读，它恰恰是在强调“民”的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民”只能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存在方式去生活，其存在对于君王来说就是最大的合理性，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原则了；因而“不可使知之”事实上只是在警戒君王，不要迫使老百姓去授受君王的意识形态，不要强迫他们接受你认为他们必须要接受的东西。在此，自由、民主比起其他观点更是意识形态的，从而成为一种强势意识形态，蕴含着摧毁权力的潜意识。 从词源上说，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的历史也就二百年：工业革命以及与之相伴的民主思想的传播、群众政治运动的开展等，要求有一门“观念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关注人们的观念与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要求通过认识论上的清理来消除人们的谬误或者说偏见。换言之，意识形态追问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是否具有根基和正确性，故而它成为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以把握的概念（注：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但是，人们常常将其泛化，指称一切社会中的观念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并采用黑白分明的正确/错误的二分法来理解意识形态：这过于肤浅，有违观念学的原义，甚至会使人误入歧途，但却非常清楚、简单、富有成效。（注：参阅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意识形态概念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流传；然而同样地，自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赞扬资产阶级。这些都提醒我们，意识形态或许并没有那么黑白分明，或许非辩证的意识形态正是“观念学”的首要清理对象。 然而不幸的是，在以上的这几种解释中，“愚民政策说”和“反意识形态说”两极相通，都采取将错和对相撕裂的方式，离开文本本身，外在目的先行，六经注我，致使“学”随“术”变，取消了学的相对独立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