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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下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交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交往体现了人类总体活动的关系性。这个关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相对应的物质交往；一是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精神生产相对应的精神交往。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尤其是精神交往理论与传播学互动理论有着紧密相关性。互动是人类传播的本质特征，没有互动，就没有传播，就没有社会。这为我们从传播学视阈研究新疆高校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出发点。 一、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共通意义空间 人类通过象征性社会互动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社会互动的过程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就是彼此意义分享和交换的过程，也是相互达成共识的过程。然而在传播过程中要“达到意义交换，交换双方必须要有共通意义空间的存在。”①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传播得以成立的前提。共通的意义空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招来误解”②；二是“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③。由于受到语言、文字、地域等多样化条件限制，每个个体或者民族的意义空间不会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共通意义空间（如下图所示）的存在，使得个体或者每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可能。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史。中国近百年历史也是中国寻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史。在寻求民族解放和独立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过程。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④经过几千年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各民族单位的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拓展，逐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首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对汉字符号及其意义的理解、掌握和使用。中华民族家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到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⑤，就是这块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的物理空间。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经济、政治等往来需要促使了先秦各民族之间文字符号借用和兼用现象出现。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从秦汉到明清各民族语言符号互学已经成为一种实际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汉语言间的影响已从词汇层面扩展到语音、语法层面”。⑥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语言符号相互借用是非常普遍的。“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⑦汉字符号以其独特优势被各民族所共同理解、掌握和使用。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作为中国56个民族共同财富的汉字符号“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⑧在共通意义空间建构方面，文字符号的统一是各民族得以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华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生活经验，进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伴而生，又与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空间紧密相连。中华民族所依托的生存空间西部是帕米尔高原、西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广漠、东南是大海。这样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华民族很难受到外部影响，在“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⑩内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南北和东西跨度较大，造就了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狩猎文化等多元区域性文化。中国各民族在相对独立而内部自成体系的生存空间里就可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是中国各民族生活经验分享的结果，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三，统一的文字符号与共享的社会经验和交融的中华文化之间互为因果。文字符号不仅承载文化，更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在共同生活的家园里，有些少数民族除了使用本民族文字符号，还使用其他民族文字符号。汉族主要使用汉字符号，有时也会使用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同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促进各民族之间互相借用彼此文字符号，从而促进了文字符号的统一。文字符号统一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生活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也是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更是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