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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下妇女史研究的媒介资料使用 摘要：媒介资料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媒介资料使用进行梳理后发现，存在“事实记录”“建构性文本”“传媒意图”三种认识媒介资料的方式，产生了多元化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基于媒介的特殊性，有必要引入传播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这些历史资料。 关键词：媒介资料；妇女史研究；女性主义 一、引言 在传统历史研究中，男性的历史被视为人类的普遍历史，历史讲述和历史研究反映的都是男人的经验、兴趣和关注。随着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活跃，历史学者开始努力摆脱男性史学的研究方法、立场与价值观，采用社会性别的观念与方法重新建构人类历史［1］。在妇女史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资料成为宝贵的史料资源。本研究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妇女史研究对媒介资料的使用，发现主要有“事实记录”“建构性文本”“传媒意图”这三种认识媒介资料的方式，不同的认识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二、妇女史研究的史料应用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传统史学研究当中，历史学家主要依据官方文献、地方志和私人记载等作为研究资料。这些材料的记录者、创作者多为男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妇女问题的漠视和忽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传统概念上的史料无法满足妇女史研究的需要，因此史料认识的革新对妇女史研究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了从历史中挖掘妇女的身影，历史学者日益注意搜集口述、日记、医疗记录等资料，文献、档案、墓志、出土文书等多种新材料也被纳入妇女史研究当中［2］。此外，随着中国大众媒介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杂志、报纸、插画、电影等大众媒介资料。研究者对媒介资料认识的差异，导致多元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 三、妇女史研究中媒介资料的使用 随着大众传播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近代以来的中国积累了庞大的媒介资料，成为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宝库。借助这些媒介资料，中国妇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整理研究资料发现，中国妇女史研究主要基于三种认识使用媒介资料：将媒介资料视为一种事实的记录，将媒介资料视为建构性文本，将媒介资料视为一种传媒意图。（一）作为事实记录的媒介资料。对于部分历史学家来说，媒介资料被视为对历史事实的忠实再现，媒介资料中的事件、数据、访谈都是确实可信的。此外，以档案、口述资料为主要史料的妇女史研究也会引用媒介资料作为辅助性证据，对研究结论加以补充。左际平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时，主要采取了访谈的方式收集历史资料［3］。为了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进行补充，他又引用了《人民日报》等主流报刊对领导人和政府指示等内容的报道。刘晓丽和郭永琴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界高层女性群体进行研究时，使用了《人民日报》《新中国妇女》的报道数据，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性参政情况加以分析［4］。张志永《1950年代节制生育工作之殇——以河北省为对象的区域研究》［5］、张海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婚姻法〉乡村执行问题再审视——以冀北赤城县若干村庄为中心的考察》［6］等研究，都将报纸杂志中的记载作为事实记录引用，从而对整体研究结论进行佐证。将媒介资料作为事实记录的妇女史研究多利用报纸、杂志等具有时效性的媒介，将其中的内容视为某一时期真实事件的记录和汇总，从中获得数据、访谈、政策等信息，起到对研究的说明、佐证、补充作用，实质上与传统史料的处理方式类似。（二）作为建构性文本的媒介资料。随着传播学理论的发展，媒介内容不再被认为是对社会现实镜子般地再现，而是一种对真实的建构。基于这一认识，部分历史学家改变了直接引用媒介资料的研究方式，转而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内容建构，主要分为“专题研究”和“变迁研究”两类。在专题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对某个历史阶段媒介资料所建构的女性形象或性别观念进行分析。如光梅红分析《山西日报》《山西政报》和《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和妇女解放情况进行了梳理［7］。在对20世纪50年代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研究中，肖扬将《中国妇女》杂志刊登的群众来信、国家领导人和妇联领导的文章等资料作为研究文本，展现了20世纪中期主流杂志如何再现、塑造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关系［8］。另一类研究是对媒介建构的变化状况进行的历时性分析。风笑天将《中国妇女》杂志中人物通讯的主人公作为分析单元，分析不同时期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探究女性形象变迁与我国社会变迁的联系［9］。刘胜枝引入女性主义理论，选取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杂志发展三个阶段的代表性杂志，对理想女性的时代变迁进行分析，认为女性杂志的历史也是社会对女性的观念史［10］。《从“铁姑娘”到“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