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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制走向善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路径分析 摘要：作为一种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已经并正在依循风险管控工具、政府治理 手段和社会善治机制的变迁路径进行实践和完善。本文力图 阐述其面临的结构性善治缺陷，并对其制度演进的挑战与改 进路径进行探讨，希冀推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从政府单 向管制向社会协作善治转变，促进政府权力规范运行。 关键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管制；善治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转型发展极其需要一个长 期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长治久安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 谐的基本条件，又是巩固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 石，自然而然就成为所有公共治理活动的重要价值目标。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加速朝向一个工业化的风险社会发展， 同时这个社会也正在向现代治理转型 [1] 。随着城市规模急剧 扩张、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社会阶层加快分化，以群体性事 件为基本表征的底层矛盾和冲突快速积累，自上而下的维稳 压力倒逼基层改革。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积极寻求管理治 理方式革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以下简称稳评制度） 正是有益的尝试。本文以治理和善治理论为统领，对稳评制 度的演进历程与发展方向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期对引导稳评 制度逐步完成从政府单向管制向社会协作善治转变有所助 一、稳评制度的善治变革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客观 要求 治理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以来过度依赖信奉政府机构 与权威的深度反省，是对各种公共管理行为失效或社会成本 增加的理性反应。 格里 ?斯托克认为， 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 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这些参与者 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并积聚起办好事情的能力或运 用权威 [2] 。治理理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把公民社会从政府的 管理对象转化成了政府的合作伙伴，它倡导政府与公民社会 共同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主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 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过程中不断深入互动、依存协作。 善治理论则是对传统统治理论和治理理论的超越与延 伸。善治基于治理主体、治理权威、治理责任和治理网络， 对治理本身设置了合法性与法制性、透明性与参与性、责任 性与回应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等四大原生性价值规定。在善 治视域中，公民社会是政府施政的来源和对象，政府是公民 社会发展的手段和条件。善治理论借助价值再造，把公民社 会从合作伙伴转化成了施政的合法性来源和服务主体。善治 是政府的应尽义务和职责，同时又是公民社会的应享权利和 让渡公民权利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善治更多的是公民社会 对政府施政的价值约束和德性要求。社会善治内生的法治透 明、公平参与、责任效率、信任包容等基本内核，为衡量社 会治理状况提供了标尺，为提升社会治理质量指明了努力的 方向，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赢、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在基本价值规定性的有效约束和引导下，政府施政完成 了从治理到善治的跃升和质变，公民社会对政府公权机构的 设定从工具中性向价值善性演进，这是对国家及政府的更高 德性和正义性要求。在急剧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公民社会兴 起和传统公共管理不断出现弊端，治理与善治的政府理念迅 速从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逐渐成为新公共管理运 动的核心价值主张。治理与善治制度，以及作为其支持的价 值观和知识，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在全球范围形 成巨大共识 [3]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的总体方向是由威权 人治转向权威法治，由党政合体一元治理转向群体分离多元 治理，由中央集权管理转向地方分权竞争，由计划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稳评制度即是在这一变革大潮中逐渐孕育兴起 的。由于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由乡土中国向都市中国的转型阵痛期，前现代、 现代和后现代的各种要素相互叠合，致使社会风险呈现出人 为性强、处置滞后、逆向流动集聚于弱势群体等新特点 [4] 。 在此特定社会生态下，实践建构中的稳评制度正经历着风险 管控工具、政府治理手段和社会善治机制的复合演化与价值 叠加，无疑将深度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换句 话说，以善治作为价值导向助推稳评制度变革完善，已经成 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二、发展成本激增与社会矛盾集聚释放让地方政府陷入 治理困境 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各种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和 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集聚上升，访民上下流窜、环境日益恶 化、社会道德滑坡等社会成本持续显现。传统意识形态和社 会控制机制的失效和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如法治尚未真正建 立，成为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萌发的重要根源。面对此起彼伏 的群体性事件与上级层层加码的维稳责任，各级政府逐渐陷 于恐惧性风险政治逻辑，截访拦访、动用暴力机构频繁压制 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