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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防范冤假错案机构建制 对策建议思考 检察机关如何在多重改革叠加背景下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是新时代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历史使命。修改《刑事诉讼法》、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后，检察机关作为新理念的践行者、审前程序的主导者、诉讼程序的分流者和新程序的推动者，对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承担着重要职责。检察机关处于刑事诉讼中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为了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实现司法公正，文章通过对检察理念、检察制度做合理的架构设想，以期探析出检察机关在防止冤假错案中的重要途径，实现冤假错案发生率的最低化。 一、问题的提出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对侦查中心主义诉讼结构的一种全新理念上的取代，《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两法）的修改，更是为了扭转实践中以侦查为中心的样态。长期以来，受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冤假错案频现，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地位特殊、诉讼职能多项并存的检察机关而言，在履行法律监督的宪法职责内更应该对有效防范冤假错案起到积极的监控作用。两法修改后，检察机关在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方面有了更加充分的法律保障，但是如何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有效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体制机制。 有效地防范冤假错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追求，更是检察机关践行“司法公正”的具体体现。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涉及到立法技术、司法规范、诉讼制度、人员队伍执法理念、证据标准的运用等，还牵涉到公检法三机关诉讼关系的精细化水平。就目前的刑事诉讼体制而言，检察机关的訴讼优势不言而喻，如何在共性中挖掘特殊性，正视检察机关在冤假错案中存在的不足，找出解决办法是当下诉讼制度改革中尤为关键的一步。 二、冤假错案发生的深层次问题剖析 从近几年发生的系列冤假错案中，不难发现，定罪时所采纳的证据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甚至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也不具有唯一性。在严格的证据标准下，侦查取证如果缺少依法全面收集，证据就会出现瑕疵和片面性，如果没有及时固定证据，证据完整链条就会缺失。刑事案件到了审查起诉环节，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如不能坚持疑罪从无，从严把握，妥善作出存疑不诉处置，再降低审查标准，草率“带病”起诉，会使本已“病态”的案件更加摇摇欲坠。 与侦查中心主义诉讼结构的影响有关，权力架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努力打造侦捕诉一体化的大控方格局，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目的是帮助侦查机关有方向且有效地收集控方证据，但是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常常被忽略，案件符不符合逮捕、起诉条件完全依靠侦查机关报送来的案件证据，检察机关缺少自主权。对于侦查机关出现的违法问题，有时碍于面子，不愿制作检察建议书，导致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大打折扣。抗诉张力的不足，也导致对法院有效判决的监督不能实质开展，公诉实践中广泛存在抗无不抗有、抗轻不抗重的问题，违背了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神圣的监督职责。 为了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保证检察权行使的高效性，部分检察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绩考核标准。可是，司法实务中，政绩业绩的过度追究背离了当初设计“绩效考核机制”的初衷。众所周知，每一项工程作业、每一项实施方案、每一项任务，决策者都会设计出一项具体的考评办法，司法作业也不例外。在打击犯罪、营造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为了激励司法人员的积极性，公检法机关也会设计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案件绩效考评办法。这些考评指标形成于具体的案件数据中，其根本任务是加强对刑事工作的监督和控制，提高工作效率，有的甚至可以与人员的工资奖金、职务晋级晋升挂钩，最大限度整合资源，提高司法权威，其重大的功能是为了让决策者通过更加精细权威的数据来科学决策和管理。实践中，刑事司法管理者却没有充分利用绩效考评制度来改善人事与案件管理，多数时候仍停留在“为了考评而考评”的初级阶段，没有上升到有效管理的终极阶段。这突出体现在刑事司法管理者在考评过程中，更多关注案件处理的数量与结果，而很少在意案件的处理过程。但事实上，真正有利于改进管理的信息多数隐藏在案件处理过程之中。仅仅依靠案件受案率、报捕率、起诉率、判决无罪率等一些数据考评政法机关的整体，显然结果欠缺一定的科学性和长效性。 检察机关处于刑事案件审查的中间环节，既应该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也应该对案件证据情况进行综合细致审查。“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其他证据”“重起诉，轻审查”“重配合轻监督制约”和“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思想是发生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实践中，受案件结案率、办案期限的限制、外界领导、舆论的压力等影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只是粗放式的监督，对案件事实及证据认定也是按照既定的模式走过场，并没有做到排他和充分性，对程序性问题避而不谈。在证据方面，往往多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即证据的关联性），缺乏对收集方式和收集手段的审查（即证据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