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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临的困境 及对策建议思考 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确定了XX福州、厦门等18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单位，同年11月16日“两高三部”联合制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目前，该制度试点已逾中期之际，有必要总结试点情况，剖析实践中存在的困境，相应的应对之策或能为实践及立法提供参考。 一、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探索概述 XX年11月至XX年1月底，XX两市检察机关积极推行认罪认罚试点工作，共办理认罪认罚案件7890件，占同期办结刑事案件总数46.57%，既提高了诉讼效率，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良好成效。 （一）加强调研，优化制度设计 各地结合速裁、简易程序案件办理，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涵、目标定位等进行研讨，在《办法》规定基础上，结合本地实践，与公安、法院及司法局会签实施细则，明确适用范围、操作程序、从宽标准等内容。还积极推动配套制度落实，如福清市院、集美区院等单位探索建立嫌疑人被羁押状态与取保侯审状态下值班律师制度，与司法局深入探讨值班律师组成、工作地点、时间、流程等内容，构建合理的值班律师制度。 （二）结合实践，优化办案模式 各地结合实践，努力创新工作方式，提高诉讼效率。如福州地区创新推广“一三五”工作法，“一个过滤”指先审查评估过滤，即承办人快速审查判断后，在讯问时根据被告人的态度对其释法说理，确保其程序选择权。“三个简化”即简化审查起诉步骤、文书操作、庭审操作。“五个集中”即对于同一罪名、相近类型案件集中受理、告知、起诉、送达、开庭。在“一三五”工作法下，诉讼效率显著提升，每个案件平均审查起诉期限为10.8个工作日，平均庭审用时为20分钟。 （三）完善设置，优化权利保障 各试点单位注重加强涉罪者权利保障，建立权利告知制度，确保程序选择权及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将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内容及法律后果书面告知被害人，并推行“约见检察官”制度，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充分保障诉讼各方合法权益。如福州地区推行诉前听证制度，集中听取各方意见，受到好评。 二、认罪认罚从宽面临的困境剖析 （一）认识不一导致适用偏差 1.对适用范围的认识存在误区 根据《办法》第1条、第2条规定，仅有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范围，并未明确哪些案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意味着可将之适用于所有案件。但各地探索仍有不同标准的把握，试点也大量集中在轻罪案件上。在案件较多的单位，原则上涵盖所有认罪认罚一审案件。而有些单位在探索中限定于常见的15类案件或主要针对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案件，导致实践中出现适用范围偏窄情形。 2.对“认罚”、“从宽”涵义的理解把握不准 认罪认罚是涉罪者获得从宽处理的前提条件。“认罚”是指在认罪的基础上自愿接受所认之罪在实体法上带来的刑罚后果，包括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并达成协议、同意退赔退赃和简化诉讼程序。实践中如何认定“同意退赔退赃”存在不同认识。有的认为只要被告人表示同意即可，可有的认为不仅需要书面表示同意，还需要有缴付賠偿、预交罚金等实际行为才可以构成认罚。 办案人员的理解偏差亦使实践中实体从宽效果不明显。一是对涉罪者审前羁押率偏高和不起诉适用率偏低。仅就X年度XX省办案数据而言，在一审庭审后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X件X人，其中在审前被逮捕的X件X人，足见羁押率之高。鉴于惩罚机制缺失，不起诉决定作出后被不起诉人相当于不受否定性评价，一定程度上有损刑法威慑力。同时，担心检察机关队伍执法水平与职业素养难以适应，检察机关对不起诉适用慎之又慎。二是各地检察机关的从宽标准也难以统一。这导致了同案不同罚的情形。如泉州鲤城区院针对不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情况，参考基准刑提出5%-50%不等从宽量刑建议。福州鼓楼区院则针对不同诉讼阶段给予30%-10%量刑从轻幅度。 （二）值班律师制度适用存在困难 《办法》规定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仅XX年XX省各级法院办结的刑事一审案件就达X件，若根据《办法》精神，所有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都请值班律师介入，不仅会大幅度增加司法机关的诉讼成本，而且还会面临另一问题，有无充足值班律师？值班律师无法及时到位是否影响诉讼效率？《办法》仅规定应当有值班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但未明确值班律师的法律地位，是否应当等同于辩护人地位，还是只是法律咨询地位？将其等同于辩护人，是否享有阅卷权等权利？若仅为法律咨询，能否切实保障被告人权利？ （三）配套机制缺乏影响效率提升 在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囿于科层式的检察工作机制与高压式的司法责任制等因素，导致在审查起诉阶段，本可通过公诉裁量权对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等条件的涉罪者予以变更强制措施，但因受上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