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会议制度实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庭前会议制度实践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建议思考 作为法制“舶来品”的庭前会议制度，囿于立法粗简，在实践中存在适用率低、启动方式、参与主体、适用范围不统一、法律效力不明确等问题，尚未有效发挥承载的价值。唯有以程序正义为指引，肯定其司法属性，重构制度框架，明确法律效力，方可起到纯化庭审，促进公正和效率实现之作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庭前会议制度。几年来，该制度的运行远未达到预期效果。鉴于此，有必要检视实践中的难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庭前会议制度的实践难题 《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的雏形，即使有司法解释的填充，也难掩粗疏，离程序化、精细化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加之法律和司法解释在规定上的“欲言又止”，更是制约了该制度价值的实现。庭前会议制度在实践层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适用率低 庭前会议适用率低是各地反映的普遍问题。根据抽样调查，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仅有1%的案件进行了庭前会议。XX年，XX两地各有X件、X件公诉案件召开庭前会议，分别占两地同期公诉案件的X%、X%。笔者所在的检察机关辖区，从XX年至XX年，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X件，只有X件案件召开庭前会议，占比为X%，形成“法院庭长不提倡、检察机关不推动、办案法官不愿意、诉讼参与人不指望”的尴尬局面。 （二）启动方式不统一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知，审判人员可以启动庭前会议，但并未规定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等有庭前会议的启动权。于是，各地司法机关出现了不同的规定，如福建省三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关于公诉案件庭前会议的暂行规定（试行）》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前会议实施细则（试行）》明确规定了法院依职权启动、依检察机关的建议启动和依当事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申请启动三种方式。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检察院《关于刑事公诉案件庭前会议实施细则（试行）》则只规定了依建议启动和依申请启动两种方式。由于对法律规定的内涵理解不一，加之各地的规定不同，导致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不统一，随意性较大。 （三）适用范围不统一 关于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其限定为四类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的；社会影响重大的；需要召开庭前会议的其他情形。各地均在此范围上有所扩展，包括“当事人及其家属情绪不稳，可能引发涉检、涉法上访的案件”；“被告人和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另外，对于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可否适用庭前会议等，也存在不少争议。 （四）主体范围不统一 关于庭前會议的参与主体，实践分歧主要有：一是作为庭前会议主持者的“审判人员”，是否必须是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何种情况下可以由非合议庭的审判人员主持。二是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通知被告人到场。至于在何种情形下应该通知被告人到场没有规定，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告人参与权的完全排斥等问题。三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可否召开庭前会议，是否应该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 （五）法律效力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前会议可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至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则语焉不详。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直接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有无确定效力认识不统一。有意见认为，庭前会议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就其议定的事项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也有意见认为，庭前会议只是为控辩双方对程序性问题发表意见提供一个平台而已，会议的结果并无法律效力。法律效力的不明确，是庭前会议制度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二、庭前会议制度的完善路径 庭前会议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司法机关对庭前会议性质认识偏差；二是立法规定简略，无可操作性；三是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观念的禁锢。因此，完善庭前会议制度，需要从明确司法属性、重构制度框架、确认法律效力等方面着手。 （一）明确庭前会议的司法属性 庭前会议制度承载着公正与效率的两大价值。庭前会议意图通过将法官与公诉人、法官与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庭前沟通程序制度化，将这种沟通程序设置在一个公平、公开、透明的程序机制之下，能够排除单方接触过程中的人情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限制其对实体公正的不当影响，也满足了程序自身公正性的价值要求。通过将庭前会议植于起诉和审判程序之间，打破了我国原有审判程序由起诉到审判的直接过渡，并在庭前为控辩双方搭建了互相接触、表达意见和合作对抗的平台，一方面纯化庭审功能，让庭审集中解决与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关的问题，而不受程序性问题的羁绊，提高庭审质量。另一方面，确保庭审的集中化。通过为庭审扫清障碍，让庭审在“封闭空间”运行，保证法官自由心证的新鲜性和连续性，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