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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不平衡调整与我国应对措施 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已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但全球性通胀、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高企的失业率等重大问题依然困扰着各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前景并不明朗。面对这种困局，要求各国政府必须竭诚合作，共度难关。实际情况却难以令人乐观:虽然有大萧条的深刻教训，但各国政府出于政治而非经济的考虑出台了诸多“以邻为壑”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国家间的合作，全球化隐见倒退趋势。目前，汇率战、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挤满了媒体的头条，而中国则成为最大的受害国。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8年以来全球40%的反倾销和70%的反补贴行为都是针对中国的。 许多发达国家将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全球经济失衡。面对国内各种制度和结构性问题而又缺乏有效政策工具的窘境，这些国家政府通过实施保护措施转嫁问题，就成了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最佳方案。如今，全球失衡问题已替代金融监管，成为G20峰会的核心议程。么，究竟何为全球经济失衡?其调整过程对各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将从政治经济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 一、全球经济失衡:含义与性质 1．全球经济失衡的含义 近些年人们所谈论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全球经常账户收支失衡，通常专指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国家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其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另外一部分国家。这一问题主要是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浮出水面(图1)，其主要表现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不断扩大，而中东和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以及日本和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则持续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经常收支盈余不断积累。在逆差国家里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世界GDP的1．5%)。在顺差家中，中国的规模最大，其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7%急剧上升到2007年11%，达到历史最高值;中东石油出口国的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则从1999年的2．5%上升至2006年的18．1%。[1] 由国民收入核算公式可知，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如果我们从储蓄与投资的角度看全球贸易失衡也就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差国储蓄不足(消费过剩)，而中国等顺差国储蓄过剩(消费不足)。图2显示，1998年以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投资缺口(储蓄大于投资)不断飙升的同时，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储蓄缺口(储蓄小于投资)呈现不断扩大之势。与经常账户收支失衡问题结合在一起看，就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石油输出国通过顺差的形式，既从实物上补贴了发达国家，还从资金上支持了发达国家。因此，投资储蓄差额与经常账户余额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完全一致。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必须采取恰当的政策，特别是国际协调行动，以减少过度的盈余和赤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的失衡是国际间借贷行为的自然产物。德国的盈余或美国的赤字，并不比英国约克夏和苏塞克斯两郡之间的收支失衡更不正常———大卫·休谟两个半世纪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应对衰退与繁荣，应当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刺激或抑制需求，而不能试图扮演救世主，左右国家间的收支模式。[2] 第二种观点显然没有区分问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可能不用过度担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本身，因为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没有理由要求各个经济体的经常账户或者说投资与储蓄每年都应该平衡。然而当不平衡规模突然增加并呈现时间上的持续性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特别是这种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群体之间时就更是如此。 2．全球经济失衡的性质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由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非均衡结构，对于顺差国和逆差国而言，涉及国内储蓄和投资、价格、汇率、资本流动，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等。根据IMF的一项研究，如果不同国家之间的储蓄、投资和资产组合形式是对这些国家发展阶段、人口特征以及其他潜在经济基本面的差异的自然反映，那么由此产生的经济失衡展现出来的其实是其“好”的一面。们进一步人口社会。国际范围内，意大利老龄人口占比仅次于日本，达到20%;第三是德国为18．8%。美国老龄人口占比为12%。列举了三种可被称为“好”失衡的例子。首先，就储蓄行为而言，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时，过度储蓄是可以容忍的。劳动力人口下降、退休人数增加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储蓄的消耗。其次，就投资行为而言，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诱人的投资机会时，也许想要借助国外的储蓄来为其投资行融资，也因而出现经常账户逆差。最后就资产组合而言，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是深化、流动性越强则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国